七月并不是一个适合出行的时间。
尤其是往南方去。
对于赵官家而言，七月尤其显得不合适，因为他这一走，今年的中秋祭祀与太学上舍登第、殿试全都要错开，吴贵妃所怀二胎的出生也要错开……几个孩子，没一个出生前亲爹是在跟前的。
但是，身为一个官家，什么时候离开京城不耽误事情呢？
无外乎是说值不值得而已。
而这次南巡，乃是经过朝廷重臣们的细致讨论，与赵玖自己长久思索后才下定的决心……几名重臣不约而同提出南巡的建议，并非是巧合，而是说，既然要北伐，那南方那边的情绪必须要重视，不管是镇压，还是说疏导，总得在北伐前去一趟，不能由着南北就这么对立下去。
不然的话，中枢这里一遇到问题就觉得是南方在拖后腿，南方那里每见到一个举措就觉得是中枢在针对自己，结果就是没有党锢而事实上形成党锢一般的现象，继而导致新的、大面积的、酷烈党争重新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赵官家一次次清理朝堂，推行北伐相关政略，朝堂上针对马伸、李光等少数派的排挤也随之明显起来，以至于包括赵官家自己在内动辄避开这两位重臣的行径，本质上就是类似现象的体现。
当然了，这肯定是不好的，赵玖也知道不好……但所有明白人也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初’不仅是在朝堂，更是在南方。
除此之外，赵玖本人也希望亲眼去南方看一看，看一看当地的社会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南方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沉重到了什么地步，以及南方从上到下的反战情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到底能不能在不影响北伐这个根本大计的前提下，使南方老百姓的负担稍微缓解？
故此，攘外必先安内也好，体察民情也罢，促进国内南北大和谐也好，总该去一趟的。
不过，即便是下定了决心南行，也还是得准备妥当……
七月初，朝廷连续发出旨意，先是对使相吕颐浩在东南的功劳予以认可、表彰，进一步提升了吕颐浩的食邑，并根据食邑级别，加爵成国公。
然后，又追赠关学张载为郿伯，与王安石一起从祀孔庙。
随即，复又追毁靖康年间太上渊圣皇帝对司马光的追赠，免去司马光秦国公的爵位。
按照赵官家在邸报上的原话讲，司马君实此人，为人堪称君子，治学堪称楷模，为相却称误国，正是此辈学识不精，愚昧于政，以至于首开党争之酷烈，为靖康祸乱之滥觞。
而邸报上，除了同时刊登了这三条最新的旨意外，还专门提及了赵官家昔日在南阳白河针对苏轼等一并元祐党人的‘赦免’旧事，然后以四位相公的联名的方式，明确重申了朝廷对新旧两党的基本态度……尊崇新党，但对元祐旧党不予定罪追究。
这些加在一起，正是赵官家东南之行前给南方舆论传递的基调——没有恶意，但不要指望着能在基本层面上趁机翻盘，有些东西是不会动摇的。
旨意之后，乃是随行人员的挑选。
杨沂中、刘晏随侍不提，两千名骑军是犹豫了很久后才决定带上的，虽说在国内巡视还有些防备之意不免显得难堪，但万一真闹出什么事情来，或者赵官家自己准备做什么事情，有一支机动部队在手里，也方便弹压控制。
至于骑军的领军将领，朝廷内里讨论许久，终究是没有敢让骑军都统曲大过去，更没有让手下全是蕃骑的李世辅带队，讨论来讨论去，最终选择了将门出身，儒将风度外显的刘錡领军。
而其余随行近臣，就很简单了。
两位翰林学士，一个是内制群体中算是资历、名头都领衔的人物范宗尹……别看三照学士只有一张脸，当年在扬州当人家下属的时候，王安石就也曾吐槽韩琦说此人只有一张脸……能有一张脸就很说明问题了；另外一个当然是翰林学士吕本中，这是真正的四世三公之后，而且老家也算是淮南人，带上去总是有用的。
除此之外，阁门祗候仁保忠，中书舍人梅栎，起居舍人领军事统计司虞允文，新任秘书郎宗颍也都随行。
内侍省也有一个久随元佑太后居于扬州的押班邵成章随行。
同时，为了确保东京这里运行通畅，不耽误政事，一位公相，四位宰执，一位中丞，六位尚书则全都留守，乃是无一外廷重臣相随。
某种意义来讲，也算是轻车简从了。
换种说法，甚至有些孤胆英雄深入虎穴的意味了。
总之，折腾了好一阵子，七月上旬，在更新了最新一章《水浒传》，讲述晁盖下山被一箭射死后，赵官家就正式启程，顺着大运河直奔东南而去。
第一站是南京（今商丘），此地距离开封大约两百里，一直是跟西京洛阳并列的陪都。只不过跟洛阳一样，这里也遭遇过一次致命的大规模兵祸——建炎二年，金国东路军宿将讹鲁补、阿里两个万户率大军南下，奔袭此处，致使负责东线的大宋重臣张所殉国，继而引发了东京留守司东侧防线的全线坍塌。
那一次，整个城市遭遇到了剧烈破坏，乡野也被盗匪、溃兵多次劫掠。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屡次往返京西、关西的赵官家除了觉得此地口音渐渐变得亲切外，并无特殊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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