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变，政策也在变，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亦或者说任何一个整体，都要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
正如李成梁在辽东做的种种事，在崇祯元年看来，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并且扶持他们一步步的上位，对日益庞大的海西女直四部进行掣肘，李成梁的行为，无疑于养虎为患。
但是，放到万历年间，朝中皇帝与臣子因为立储之事，闹得不可开交，而身为宰辅的申时行，又是一个极致的斡旋家，总是想从两派甚至三派之间，寻找平衡。
朝中六部尚书长期阙员，部事无法正常运转。皇帝身居内宫，三十余年不上朝。
张居正死，言官的不断崛起，人浮于事，自嘉靖、隆庆、万历初年的政治遗产不断被消耗，大明朝对于辽东的控制已经日益薄弱。
因为战略以及国家性质问题，导致不得不发动三大征来维护大明江山的日薄西山，不断的消耗着国力。
国内的土地兼并急速恶化，军屯失田。
隆庆二年，任庞尚鹏为右佥都御史，管理盐政、屯田，督办九边军屯，又与陕西三边总督王崇古一起，制定了极其详尽的计划，去实施开中法，屯田开中。
却又因此制败坏日久，已难收得实效，最后一次的尝试解决军屯流失失败后，军屯失田，已经到了政策无法调整，必须要动刀子见血的地步。
而辽东的边军腐败，战力正在急剧下降，精锐在万历三大征之后，正在一个缓慢的恢复过程中。
而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李成梁的辽人制辽的策略，无论是对当时的大明，亦或者是对当时的辽东慕明之人而言，都是一种交待。
但是，放在崇祯元年的时候，再谈起李成梁，无不以养寇自重与养虎为患去评价李成梁。
如此这般，李成梁的评价的反转，就导致了此时朝中的风气。
耿如杞长期不在任境，而在归化城主持联军，抗击建奴西进，而且还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所以，耿如杞，才会获得大西王的诨号，时人谈起耿如杞，莫不以此人为李成梁第二论。
这很不公平，耿如杞自己压根就不想做什么大西王，他只想做大明的忠直之臣。朝中非议不断，若非大明皇帝至今对耿如杞表现了极大的信任，未曾听信这些谗言，耿如杞即便是再不想当这个大西王，也得被赶鸭子上架了。
大明就是充斥着这种官逼民反，民不想反又不得不反的腌臜事。
与时俱进，说易行难。
大明已经垂垂老矣，不是那个皇帝跺跺脚，翻个身子，整个亚洲都要震上三震的时候了，这种时候，对待蒙兀部的态度，当然要从过去那种华夷之辩之中摆脱。
但是朝臣们依旧高举华夷之辨的大旗，耀武扬威。
耿如杞的联袂土默特部、察哈尔部，抗击建奴的西进，在大明的明公和舆情之中，是一件极其政治不正确之事，哪怕是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却丝毫不引起大明百姓的共情，就不足为奇了。
耿如杞吹熄了烛台，紧了紧身上的大氅，已经进入了夏日，草原的风已经开始变向，带着湿润的水汽的东风，让草原更加燥热。
但是耿如杞的身体却得温养，即便是如此燥热的天气，他依旧得披着大氅。
这是好事。
若是哪一天耿如杞夏天耐不住热，冬日里受不住冷，整日里出虚汗，那他就得准备后事了。
幸好，无论是小平顶山下与代善的正面对垒，亦或者是灰腾梁之战，亲自披坚执锐，却没让他的身体进一步恶化，这对他也是一个极好的消息。
五毒之刑给他造成的伤害，正在逐渐恢复着。
耿如杞站了起来，看着雾沉沉的草原和黑压压的天穹，看着京师的方向。
吴又可已经到了，作为最近名声鹊起的京师神医，耿如杞早有耳闻，大明对接手察哈尔右翼两旗的人丁和土地，已经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进行。
而此时，大明金国的使者已经去了喀喇沁部，差不多也该到了，而耿如杞对大明皇帝拉拢喀喇沁部的决定十分赞同，时代变了，大明已经放下些身段和姿态来，拉拢更多的盟友。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行动，都是团结一大批，打击一小撮，这也是个一般公理。
只是耿如杞一直忧心忡忡的看着京师的方向，他有些心绪不宁。
难不成是朝中的言官们又在弹劾自己？
耿如杞左眼皮直跳，总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京师到底出了什么？朝中的争议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为何从京师传来的消息如此零星琐碎？
不在京师的耿如杞，对京师之事，忧心忡忡。
京师争议的焦点，并不是言官们在弹劾耿如杞，而是朝臣们拉着一路狂奔的大明皇帝。
如何阻止朝臣们胡来？
那就是皇帝自己胡来！
大明皇帝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召集了袁可立和孙承宗，要给耿如杞加官进爵，此时已经任山西巡抚兼任礼部尚书的耿如杞，原则上已经成为了大明官场的天花板。
再进，就是进到三公的范畴。
活人受封三公，在大明仅有张居正一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强行被朱由检拉回京师的袁可立。
朱由检打算为耿如杞加官进爵，在加礼部尚书之后，朱由检依旧不满足，要给耿如杞加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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