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林敏和他的幕僚们所疑惑的那样，这一次搞对扬州生员的羞辱，好像于施政上并无意义。
实际上伴随这运河被废、海运兴起，扬州的城市地位的下滑、以及盐业改变重心等未来，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废运河、换盐场之类的涉及全国，涉及朝廷的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几百儒生所能阻挡的。
刘钰在苏南搞动静更大的土地税改革，面对一万多生员士绅，还不是棍棒殴打再给甜枣，很容易就解决了？
要是连这种朝廷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都会被一州一府所阻挡，那只能证明大顺的中央集权已经彻底崩了。
然而，现实是并非如此。相反，这些年皇权和中央集权都在加强。
那么，这种羞辱，或者说把事情搞这么大，真正的意义，也就在于借这件事，展开一场关于经济、儒学的大讨论。
或许，也许、说不定、大概、可能，就解决了大顺破理学，但新学问迟迟立不起来的问题。
虽然刘钰的意识形态，和儒家基本上尿不太到一个壶里。
但出于理论自信，刘钰还是希望给儒家许多机会，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自发变革和魔改，从而引着大顺走向近代化。
既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自己花了二十年改变了，至少改变了苏南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基础。那么，新的上层建筑是否能立起来呢？
所以这一次，不过是借着扬州生员反对废盐改垦，搭台子、唱大戏。这些人最多也就算是戏剧开场前的那声锣。
是以，这件事的发展，也算是个标准的头轻、脚重。如林敏的幕僚所言，就算那些生员得了舆论支持，大有道理，那么兴国公就真的放弃废盐垦荒的改革了吗？
既然根本不可能，那么这个形式本身的意义，又能多大呢？
事情的发展，也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
最终审判的那天，刘钰就当是看了一场“为了拉拢人民，把人民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的闹剧。
军队入城，维持秩序。
搭好大台，公开审理。
林敏打着仁义大旗反仁义，嗓门调子比那些扬州儒生起的还高，认为扬州儒生说的大有道理，就要在江苏省全面恢复身份等级制、匠户继承制、官营匠户制。
扬州生员骑虎难下，只能跟着林敏起的高调走。
但这边，场商和草荡持有者，已经与刘钰达成了妥协。
同时也在刘钰的逼迫下——刘钰手里分别捏着“私煎盐”、“盗卖官田”、“强取山泽之利”、“非法土地交易”等七八个，随便拿出来一个都够抄家的罪名——也与盐户达成了妥协。
场商和草荡商，获得了入场大型晒盐场的入场券资格。
而他们也分出了一部分利益，给了那些把草荡已经抵押出去的盐户。
大部分盐户反对的根源，不是反对“拆迁”，而是反对拆迁的时候，自己的国有产权的土地抵押给了别人，使用权和所有权都不在自己手里，没有补偿。
于是非常滑稽的一幕也就这么出现了。
林敏先举起了仁义大旗，起高调直接一步到位，高到了要全面恢复明初制度的高度。
扬州生员无奈只能跟进，嘴里喊的全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丁点关系，全都是为了百姓、为了盐户、为了人民”。
但结果就是，他们嘴里的“百姓”、“盐户”、“人民”，被林敏的仁义大旗吓到了，当庭反对：不，你们不是为了我们，我们根本不这么想。
不久前还反对垦荒圈地的掩护，在得到了补偿之后，全体跳反。
甚至一些“盐户”公开讽刺，说这些生员嘴里喊的都是百姓的利益，可实际上全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残羹冷炙。显然，会说残羹冷炙这个词的，不太可能是真正的盐户。
于是，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扬州生员最后只能以“劳力者愚笨，百姓蠢之极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样嘀嘀咕咕的自怜自艾收尾。
闹剧结束之后，终于以这一次的圈地补偿为标准案例，制定了之后的补偿标准，以及如何处理产权不清问题的草荡地的范本。
闹剧结束之后，就是真正的重头戏。
请来的各地有头有脸的大儒，举办了一场“如皋之会”，探讨经济、政治、税收、制度、工商业等问题。
以及更深层次的“理学破、而新学问不立”的一次尝试。
这场“如皋之会”，很特殊。
微缩来看，特指大顺惟新元年，在废盐垦荒问题上，扬州生员闹剧发生之后，由江南大儒在如皋举行的一场持续了十几天的研讨会。
宏观来看，却要从这里开始，一直延续到惟新五年，大顺终于完成了江苏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平息了废运河的后遗症、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顺西洋贸易走私黄金时代的工商业狂野发展过程中，大儒们对于现实的思考和解释。
更长远看，就是意识到时代变了的大儒们，在刘钰创造的经济基础变动之下，试图以全新的解释，彻底解决大顺的正统意识形态问题，解决理学被批判、但新学问迟迟立不起来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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