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缯的年岁甚高，出仕却晚，在史弥远的心腹党羽中，地位不如先后出任枢密院都承旨的所谓“四木”。他这两年时常为史弥远的子侄辈奔走，那就是开始考虑自家的身后事了，想要藉着此行筹谋些钱财，乃是理所当然。
但他之所以如此，不仅仅为了钱。
宣缯能够获得史相公“肺腑”之称，皆因他是嘉泰年间的太学生，当年和时任国子监国子正的理学大家魏了翁、着名的文人刘爚彼此唱和，交情很深。
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理学名士以美化其形象。开禧三年，史弥远联合群臣，以误国的罪名诛杀韩侂胄，随即以朝廷的名义收招诸贤、罢除学禁，争取理学士人的优待。在这个过程中，宣缯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与此同时，他在各个任上很少藉着史弥远的威风谋取利益，在史弥远的小圈子里头，算是官声甚好的一位。他竭力要去北方一行，是真希望能与郭宁敲定合作，以此来稳定大宋国外的局势，进而稳住越来越胡闹的大宋政局。
在北方金人看来，宋国之孱弱，体现在他们隔三差五总要自毁长城，把自家朝堂上的强硬派、主战派一个个地砍头、贬谪。等若某条汉子一边与人角抵，一边还拿着匕首慢慢剁自家的手指头，数十载坚持下来，南人的血性和胆量，便被他们自家阉割掉了。
其实很多事情有其复杂的背景，倒不能简单地以孱弱视之。在宣缯看来，大宋南渡以来，在对外战和上的屡次吃亏，关键并不在外，而在内。许多事情外人界觉得是大宋朝堂深思熟虑的结果，实则不过是朝堂内部争斗的余波罢了。
大宋开国以来的祖宗家法，便是优渥士大夫。而士大夫与皇帝的博弈几乎从来都没有停歇过。
远的不去说，比如开禧年间立主北伐的韩侘胄，便是兼有外戚身份的皇帝近习。韩侘胄历任武阶而至丞相，每一步都代表了皇权的扩张。
所以韩侘胄的北伐之初，便有士大夫预言说：“北伐之举，童稚忧其必败；债帅之遣，奴隶知其非材”。他们早就在等着北伐失败了，甚至心底里头还盼着北伐失败。
结果北伐还没完全失败，士人已经急不可耐地诛杀韩相而函首北国，动作迅猛得连三天两头宫廷政变的女真人都措手不及，打心眼里叫一声服气。
这么做，符合大宋优渥士大夫的家法么？当然符合。
因为韩侘胄压根就不是士大夫，他是武臣、是外戚、是权幸、是皇帝的人！他所做的事，哪件不是秉承皇帝的意思？
他当政的这几年，皇帝或烦宸笔、忽鲧内出，一道道的乱命从大内发出，全然越过官僚体制，而丞相居然凛遵无违，一桩桩赶着去办……当大家是傻的，看不见么？
韩侘胄若不死得痛快点，许多事情拿到台面上一论，责任就要牵连到皇帝身上了！当朝的赵官家就要下不来台了！
士大夫们毕竟要脸，不至于做得太过分。
韩相既死，皇权就此萎缩，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只不过，皇帝身边本来用以记录要事的身边屏风，如今空空荡荡，最后只剩下少饮酒和少食生冷两条，还成天被小黄门举着给外人看。
皇帝是以此警惕自己，还是以此求告他人莫要暗下狠手，谁又知道呢？
皇权既弱，士大夫势张，才有了史相在位。
史弥远身为宰相之子，进士出身，根正苗红的士大夫，而且有确有出众的手段。他担当这个扼制皇权的任务，义不容辞，也足堪重任。所以他成了权相、独相，威势要远远超过韩侘胄，甚至和当年的秦忠献都差相仿佛。
但实际上，史相公并非凭借自身实力一手遮天之人。
北方那个周国公郭宁，凭着一次次厮杀从战场上夺取权柄。但有敢于作对之人，全都被他干脆利落地杀了。
史相却限于祖宗法度，轻易杀不了人，尤其杀不了士大夫。他有这一手遮天的局面，是因为无数士大夫官僚需要一个人顶在前头遮天。他这个宰执重臣，不过是士大夫们群起拥出的一把阳伞罢了。
对这种局面，史相当然是不甘心的，他既然身处政治运作的中心，就要编组属于他自己的权力集团，建立忠于他个人的政治势力。
为此，他明面上引召诸贤，实则一手合并了中书门下省检正官和尚书省左右郎官的职权，依靠薛极、胡榘等擅长实务而被讥为刀笔吏的人物，压制朝堂上的书生秀才们。
也就是说，史相公的威风，在于他一手按着昏君，一手压着士大夫。说他威风赫赫是不错，说他左支右绌也行。
尤其在清流士大夫这一面，他们人人都擅长扯着大嗓门，说一些正确却无用的旗号，每每让史相应付艰难。
这几年来，他们盯着史相不放的，一曰与大金开战洗雪国耻，二曰整顿朝廷财政，保证会子不贬值。
天可怜见，这两项根本就是互相抵触的，亏他们好意思提出来说！
要和大金开战，就要整军经武，就要预备天量的粮秣物资。为了筹措这些粮秣物资，朝廷要么加赋加税，要么就滥发会子，还能有什么办法？
反过来讲，要保证会子不贬值，就得减少朝廷的开销。朝廷开销用度去了哪里？要么就是养这些士大夫，要么就是养兵。减了士大夫的，那万万不成，但要减去养兵的……兵都养不起，怎么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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