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天子决定依照孝昭时六六之数，今年不改元，故为“本始五年”（公元前69年）。
刚开年，就出了幺蛾子：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这次彗星事件，相较于孝昭元霆元年那颗将黑夜映得如同白昼的流星自然不如，普通老百姓若不抬头，压根注意不到。但在天官和儒生看来，却是了不得的大事。
到了次日一早，隶属于太常的博士邸舍处，垂垂老矣的五经博士们便都在议论纷纷。这些已经吃上皇粮，被朝廷承认为各成一派的”大师“们不像他们的太学弟子，或是来自地方的贤良文学那么偏激。说来说去都集中在学术上，甚少有人援引灾异上纲上线抨击朝政和大将军。
博士们最关心的是，出现了这样的异相，天子肯定会召内行前去宣室殿问对，而于灾异最精通的莫过于《公羊春秋》《易》《尚书洪范》三家。虽都是天人感应，但理论和援引史书记载不同，对同一天象做出的判断当然也有异。
看上去是学术之争，实则是学派地位之争，老家伙们脸上笑嘻嘻，背地里都卯足了劲。
直到弘恭持诏令到来，所召之人却叫他们大吃一惊。
“召琅琊东武城方正，梁丘贺问对！”
博士们立刻转过头，看向这个刚来长安数月，名不见经传的后生。
梁丘贺是四月时地震中心东武城人，上书痛陈琅琊在地震后的惨象，恳请休兵免赋，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等天子下罪己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时，琅琊的名额便给了梁丘贺。
众人脸上的惊愕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毕竟都是体面人，《公羊春秋》和《尚书》博士像是当事没发生一般继续聊着，《易》博士田王孙则有些自得。
因为梁丘贺是他的弟子，若是能让天子对《易》产生兴趣，于学派大有裨益，连忙催促弟子道：
“速去！速去！”
梁丘贺的脸确实很方正，朝夫子作揖，不慌不忙地走了。等进了未央宫后才发现，皇帝问对的地方，正是宣室殿。
“孝文皇帝也是在此召见贾生的吧？”等待黄门通报前，梁丘贺敛手在外等候，想起那事来。
当初贾谊被孝文从南方的长沙国召回，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询问鬼神本原。贾谊也乘机周详地讲述了自己的理念，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不知不觉地虚席而前，朝贾谊移动。
聊鬼神到大半夜，皇帝还越靠越近往贾谊身上靠，气氛肯定怪怪的。
贾谊大才，然孝文关注的却只是鬼神，而非苍生，但梁丘贺却以为，鬼神祭祀，日月星宿运行灾异，亦是国家大事也！
而皇帝刘询显然也不打算和梁丘贺聊苍生，甚至连召见都是遵循惯例，向朝臣和天下人表现自己很重视。至于为何点了梁丘贺，是因为扫视博士及贤良方正名额时，想起这个痛陈地震惨象，弹劾琅琊都尉先救庙后救人的儒士来。
刘询只随口问道：“梁生，昨夜有星孛于西方，此何寓意也？”
不问他也知道，从很早开始，儒士便认为流星是战争的征兆，诸如“元狩四年四月，长星又出西北。是时，伐胡尤甚。”
刘询还在民间时，更目睹了元霆元年的大流星，有人将此事与用兵救援乌孙联系起来，也有人事后说，是寓示着孝昭驾崩。
如今再度出现异样星象，刘询派人暗暗打听过，外面的儒生们多是将此事，跟任弘上疏提议征伐“北乌孙”乌就屠联系上，言语间反对动武。
这梁丘贺恐怕也说不出其他花样来。
但刘询倒是小觑了梁丘贺，却见他沉吟后道：“敢告于陛下，《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
“而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臣以为，太白为大将，彗孛加之，扫灭象也！”
刘询听罢一愣，他下意识想到自己心中的“大将”任弘。
梁丘贺莫非是认为，此战任弘会有不测？那这场仗可得慎重一些啊！
但梁丘贺说的却是另一回事，却见他虚席再拜道：“大将者，大将军大司马霍子孟也！臣恐此星象意味着，大将军不久将薨！”
“住口！”
话音未落，刘询便大声打断了他的话，指着梁丘贺怒喝道：“大将军为国政夙兴夜寐任劳任怨，汝何人也？竟敢诅咒朕之肱股，弘恭！”
弘恭连忙滚过来：“臣在！”
涉及大将军，刘询表现得出奇愤怒：“令郎卫将此僚抓起来，下廷尉诏狱！”
……
像梁丘贺这样发惊人之言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将正月出现的孛星之相，与安西将军在七河试图挑起的战事关联。
这也使得二府在承明殿集议今年春后用兵七河一事时，引来了一些争议。
自从刘询去年下了罪己诏，又封皇长子于豫章后，霍光似乎真有点归政的倾向了。每次朝会，皆会请皇帝列席。
刘询已经没了“服丧”的借口，二十二岁的他也没法说自己未成年，便只能在御榻上小心地坐着。
而越发衰老的大将军站于陛下之侧，随着年纪更大，他愈发显得佝偻矮小。
这种衰老是瞒不住的，注意到的人恐怕不少，否则那梁丘贺就不会将星象与之联系起来，而大将军自己，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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