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的皇帝没了，那些之前的御医太监们便也没有了营生！
听说“皇上”去了天津张园，顿时那些原本宫里的人一股脑的都跑到了天津。
张园原系清末湖北提督兼驻武昌第八镇统领张彪的私人住宅和花园，张彪自命为清朝的忠臣遗老。溥仪来到天津，让这位前清的旧臣感到万分荣幸，为了表示对清室的无限忠诚，主动让出“张园”给溥仪居住。
张彪虽然年将七旬，仍然十分愚忠地尊溥仪为旧主，尽量在生活上满足溥仪的要求，并且坚决不收房钱，不顾自己年迈，每天还亲自为溥仪打扫院子，精心安排溥仪的饮食起居，还为溥仪准备了现代化的无线电收音机，并要求自己的家人服从和照顾溥仪。
张彪还在园内右侧兴建了一连四间平房，给溥仪的随从和下人使用。张彪除了供应和照料溥仪日常生活所必需外，起初还不断赠送一些现金给溥仪日常零用，尽到了一位清朝老臣的责任和义务，溥仪对张彪的忠心表示赞许，对张园的环境也非常满意。
张园占地１８亩，到处是花卉果木，还有假山石、凉亭、水池、戏台和网球场地等。园内矗立一所三层楼洋房，各房间都摆设了外国式家具，极为豪华。
自幼长在深宫的溥仪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古老的宫殿让溥仪仿佛还生活在古代，来到天津，让溥仪眼界大开，开始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他买了大量的高档日用消费品，汽车、钻石、钢琴、金表等，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溥仪经常出入惠罗、正昌、中原等天津的各大百货公司，也经常光顾起士林、利顺德等高档的吃喝场所。溥仪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身穿燕尾服，很自在地享受每一天，仿佛他就要这样生活下去，忘记了被赶出紫禁城的往事。
租界内的英、法、意、德等国的领事或驻军司令，都和溥仪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溥仪常能收到各国驻津头面人物发来的各式各样的邀请信，每当租界内有交际舞会、晚宴、婚礼、阅兵典礼等娱乐活动，溥仪也常常光临。
本来，溥仪和婉容当初来到天津是为了准备出洋留学的，但是天津的都市生活让溥仪眼花缭乱，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溥仪暂时放弃了留洋的打算，
入住张园的溥仪，并没有整日沉醉于纸醉金迷的享乐，他还想着复辟大清王朝。溥仪在张园又建立起了自己的小朝廷，对外称“清室驻天津办事处”，用的还是宣统的年号。一大群遗老们围拢在溥仪的身边，围绕着溥仪的前途争权夺利，都想把溥仪拉到自己这边。
溥仪来到天津张园居住后，遗老遗少均来问候，罗振玉、郑孝胥、贝勒载涛等时常恭候园中。陈宝琛也追随在溥仪身边，为溥仪筹划主事。为了更方便出入张园，陈宝琛把家眷也搬到天津，此时的陈宝琛已经年近八旬，但每日照常坐着马车觐见溥仪，并让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也走进张园，为溥仪服务。
恢复优待条件是陈宝琛心目中恒久的目标，每当北京政局稍有风吹草动，陈宝琛都无比兴奋。
陈宝琛多次进入北京，找到过去曾经有过交往的故友，与民国办事人员多次商议，请他们支持溥仪复号还宫，每当有所收获都及时向溥仪报告，陈宝琛的活动虽然最后都没有任何结果，但他对清室和溥仪的忠心由此可见一斑。
在陈宝琛为溥仪复辟奔波的同时，一位更著名的人物也为了实现大清复辟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就是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维新变法失败后便流亡海外，到辛亥革命后又回到祖国。他极力维护帝制，反对推翻清王朝，曾与张勋联手搞复辟活动，为保皇党首领。
溥仪抵达天津后，即致电康有为，让他前来天津。康有为接电后马上动身，他不顾年迈体弱、旅途劳顿，当晚即风尘仆仆地前往张园“觐见天颜”，自然还是三拜九叩，跟当年觐见光绪帝的礼节无异。君臣重温旧梦，凄凄惨惨戚戚。继而，康有为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谏言，溥仪则感其忠心可嘉。
康有为这次北上，舆论哗然。纷纷发表评论指责“康圣人”。北京的“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公开发表宣言说，作为保皇党首领的康有为，与宗社党党魁升允及其他复辟党羽，麇集天津，秘密会议，“将谋倾覆共和”，“孤注一掷”！
为此，该社团向各界紧急呼吁，扩大“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监视溥仪、康有为和其他清朝遗老的行踪，并调查日本方面与溥仪集团的往来关系。
但是，民国政府，尤其是那位大总统，对此却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东方时报》甚至以《清朝圣人》为题发表评论说：“惟是康氏为清朝圣人，而为民国之不祥人。彼每有所图谋，则必不利于民国。故吾人于其来津也，不得不有所惧焉。因改老子之言，而致慨叹曰：圣人不死，大乱不止！”
康有为按自己的观点，依次分析了美国、法国等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从而做出结论：中国形势、风俗与欧美格格相反，民主、共和，对中国来说仅虚名而已，中国的政体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情况。在他看来：民国、共和是中国祸乱之源，一切政体都不能适应中国国情，中国惟有立君主才能有望，在康有为看来，只有溥仪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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