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杨峥也有这个打算，只是对于学问，他的确不如这帮庶吉士，加上对古代文学理解不够，所以一直也找不到很好的切入法子，而曾鹤龄就不一样了，
自小熟读四书五经，状元及第后，历官翰林院修撰、侍讲，至侍读学士、奉训大夫。参与编修《成祖实录》、《仁宗实录》，学识极为渊博，在杨峥的潜移默化之下，眼界比其先前开阔了不少，通过这两日的诵读研究，以及结合实际，他发现逻辑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明确概念。怎么明确？墨子认为：异类不必比，说在量。”如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几个概念不同类所用的量也不同。无法比较。但想要比较，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定与之比对的量了，而逻辑学就是很好的定下了数量、关系、性质、位置、时间、状况、属有、动作、承受。本体的自身独立存在，而其他九个范畴都必须依赖本体。通过分类，基于这个，他发现，这个逻辑学可以微微修改一下，向格物上靠拢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想法与杨峥一说，立即获得了杨峥的同意，从今日一早开始，他就开始分明吸收这六本书中的精华，然后加以消化，从而提取公论、十伦论，下编论三段法，是各家关于逻辑问题的论述及对亚里士多德命题、三段论的解释，编辑成书，书最好是上下两册的那种，上策说的是五公论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它的五种特性，解释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纪薄斐略所述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的：“五旌”之说“宗、类、殊、独、依”，即今所谓“属、种、种差、固性、偶性”的烦琐注释来分析的。后五卷的十伦是以亚里士多德范畴为纲，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何居、暂久、体势、得有，即为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动作、遭受、地点、时间、状况，综合薄斐略以来“经院派”烦琐学者们的辩论写成的，增进了当时所谓范畴的辩论问题。
下策则是更多是说的是实际问题了，这些问题，加上众人的看法，溶入其中，多余理学格物靠拢，如此一来，这本学问书也算是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日后他人也好接受些。
这想法经过曾鹤龄说出，杨峥就同意了，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工具论》最主要内容是形式逻辑，其中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判断、判断形式、三段论等，都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规范的。早期教会是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罗马教皇格里哥里九世时代改变了原来的方针，认为可以利用这一逻辑体系来修补基督教神学体系。这部书就是欧洲中世纪融合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经院哲学”的代表，对后世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力是相当持久的。
能不能通过这门学问给大明注入新的活力，说到底除了学问的自身外，更大的则是直观的感觉，领悟了，而这些东西最快的来源地，无疑是书本了，所以对于曾鹤龄让逻辑学披上神圣的外衣，他是同意的，但不能光顾着披上外衣，从而忽视了真正的东西，所以他对这本书的要求极为苛刻，除了维持这部书达辞“艰深邃奥”外，曾鹤龄等人在提炼时需要反复琢磨，字斟句酌，整个提炼过程，要经得起考验，要有“只字未妥，含毫几腐；或片言少棘，证解移时”的一丝不苟的提炼作风，为大明留下了一批逻辑名词，如以直通、断通，及推通来译概念、判断与推论；以明辩，推辩，来译释演绎、归纳；以致知、致明、致用，分别来译科学、理论、实用等，不能局限于五年，十年，甚是二十年，最低限度五十年，再者，提炼之时，需要根据中国逻辑史上的名词名字，结合西方逻辑术语，把物理学译为形性学，数学译为审形学，形而上学译为超形性学，自然科学译为明艺，精神科学译为韫艺，逻辑学译为辩艺、名理等等，总之要准、细、严，否则不用也罢。
曾鹤龄本就是个认真的人，加上在翰林院编修了不好书，对于一本书如何提炼，如何编修，如何彰显内容，极有经验，除了融入了杨峥的几点要求外，还主动的加入了在翰林院编修时的经验，所以提炼这六本书的工作极为严谨。
杨峥与杨溥走进翰林院的时候，曾鹤龄等人已经开始着手了，杨溥随手拿起书稿，见字迹工整，各种理念都一一列出，难的事各种名词与眼下的理学词儿多有挂钩，不禁暗暗点了点头心道：“年纪轻轻，能有这份心思做学问，着实不简单的？”
这时曾鹤龄提着与众人商议提炼的书稿，走了过来给杨峥过目。
杨峥对此事极为重视，自是不含糊，细细看了一番，见提炼的内容并不少，语句显然是经过反复推敲，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当然了缺点也是有的，一来这几本书太过深奥，许多需要详细解释的反而没解释，而比不要的多说，一看就明白的理论，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对于这一点，他只好继续解说了一番，最后正色道：“此学实乃百学之宗，乃订是非之磨勘，验真伪之砺石，是万艺之司衡，灵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义理之启钥，为诸学之首需者也。诸君之努力，必为广开华夏百学之门，随此书永垂万世！”不可儿戏，我等须得拿出汉宋两代司马公写史书的态度来完善此书，为逻辑学在我大明开花结果，人人都明白逻辑治理，从而探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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