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斐的这一次“无意”捐助，在这个初冬时节，拉开了一场教育改革的序幕。
可话又说回来，教育改革，在宋朝其实早已经发酵，庆历新政，就刮起了一阵学术改革热潮。
主要就是范仲淹提出的“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改革当时教育系统，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如今的王安石、司马光，也是在走这条路。
简单来说，就是要务实。
如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实在过于腐朽，已经严重制约儒学的发展。
这还真不是范仲淹、王安石的个人理念，而是士林中普遍的需求。
在历史上，王安石也是给予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一记重拳，令其在之后的数百年一直萎靡不振，直到清初才卷土重来。
而张斐的到来，只不过是在其中添加了一场教育竞赛。
赵顼似乎也比较满意这种现状，还分别让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国子监挂职司业，掌训导之政。
司马与王的理念之差，也立刻显现出来。
司马光是直接采用张斐的教程，但是对于国子监之前的教学章程，他并未做出重大修改。
简单来说，他还是将律学馆算在国子监内。
但是王安石是直接颠覆国子监的制度，他立刻在算学馆，设立三舍法。
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
依一定年限和条件，由外舍升入内舍继而升上舍。
以往国子监招生，都是官宦子弟凭借恩荫入读，举人、进士亦可入读，导致的现今国子监学生一共不足两百人。
但王安石规定可以招纳两千人。
这人从哪里来？
所以算学馆不但有前二者，同时还允许庶民经考试入读。
他没有改变之前荫生制度，但同时又开辟新的生源。
这也符合他一贯的政治理念，开源。
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就在于，王安石表示合格者，将可直接进入制置二府条例司。
荫生通过国子监入朝为官，走得还是恩荫这条传统道路，甚至可以说，国子监就只是官宦子弟入朝为官的一个捷径，让他们不需要经过那残酷的科举。
那些纨绔在里面，十有八九是花天胡地，混混日子，反正他们也就是走个过场，这也导致国子监周边全都是烟花之地，风月场所，国子监腐败的也是一塌糊涂。
但王安石这么一变，问题就来了，一方面王安石允许庶民考试进入算学馆，在算学馆合格者，又可直接进入朝廷为官。
换而言之，庶民也可以避开了科举，直接通过学院入仕。
教育与仕途是直接搭上线。
这其实也蕴含着现代的教学理念。
这本就是王安石所期望的，他早就在思考这事，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这一下就拿出整套章程来，但是王安石现在并没有明说这一点，因为这事本也是一个意外，他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但是在他巧妙的安排下，已经达成这个目标，只不过局限于算学馆。
并未改变整个制度。
这么一来的话，反对派还不好说些什么，成立算学馆的初衷，就是要为新法培养专门的人才，学成直接进入制置二府条例司，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王安石这一番骚操作下来，差点将司马光气得吐血。
你老小子真是不讲武德。
司马光可没有绕开科举的意思，但是王安石这么干，就等于是坏了规矩，去他算学馆读书都能够做官，要是来律学馆不能当官，若不是真粉丝，谁还会来律学馆。
这怎么赢？
司马光跑去找文彦博、富弼、赵拚等人商量。
商量来，商量去。
大家的意见最终弄非常统一。
也得这么干。
他们心里也清楚，就那些官宦子弟，十有七八都是不成器的家伙，想要将那拨人雕琢成玉，你得花多少工夫。
而那些年轻官员，虽然有才干，但愿意进入律学馆的肯定只是少数，这人数有限。
王安石更多是以才智取生，庶民中的人才，就都会跑到那边去。
然而，如果人才都跑去王安石那边，这不用想也知道，未来肯定是会输的。
朝中将会充满大量支持新政的人。
这将会改变朝廷两派的势力。
答案显而易见，你也只能这么做。
司马光也只能学着王安石，大开庶民之门，从中取才。
这就是竞赛。
竞赛与党争完全不是一回事。
党争是你赞成，我就反对，无论是非对错，反之亦然。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这就是后来司马光为何将新政要全部抹去，一丝不留，临死之际，都还念着如何彻底抹去新政。
那时候的司马光完全将自己局限于一个非常狭隘的空间内。
后来蔡京反攻倒算，又立元佑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一干人全部打成奸臣。
要知道苏轼后来还强烈建议保留新法中许多优秀的法律。
所以，如果根据党争论来说，保守派打死也不会这么干，而且是要找各种反对、阻扰。
而竞赛就是你这么干，那我也这么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咱们比比谁更吸引人才。
虽然司马光、王安石眼中只有竞赛、教育、人才，并没有太在乎经费问题，但是此事的起因到底是因为张斐。
这钱还是要捐的。
当然，张斐也乐意非常捐这钱，只不过这慈善基金会并非他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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