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民族怎么说呢。
狭窄的国土上过多的人口给了日本人极大的生存压力，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感是无处不在的，这让日本人非常善于学习，他们擅长从强者身上学习优点，用以加强自身。
但同时，心胸狭隘和廉耻寡恩等等负面情绪在日本人身上表现的也很明显，如果华人是一言不合就请吃饭，那么日本人就是一言不合就死给你看。
发生在库页岛的事很明显的证明了这一点，或许是日本人感觉已经没有了赢得胜利的希望，又或许是某个指挥官脑子抽风，再或许是日本人身上的玉碎精神集体发作，这导致日本人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选择为他们的天皇尽忠。
或许不是精神，而是神经，特么的一群神经病。
不管是精神还是神经，面对漫山遍野的尸体，汤姆·沃伦都不敢大意，立即上报何飞舟，请何飞舟处理这一切。
这种事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搞得好了能成为日本人人性狭隘一面的佐证，搞不好就成了兰芳军队的黑锅。
兰芳人和日本人正处于战争状态，有这么多死人其实不稀奇，但关键是死者中有很多平民，兰芳军人虽然不介意日本人死的更多一点，但肯定也不愿意背上“屠杀者”的污名。
历史上背上“屠杀者”污名的国家没几个，看看他们的下场，就知道背上这种污名的坏处，这简直是一辈子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纵然是深刻反省，也会时时刻刻有可能被人拿出来加以鞭挞。
处理这种事，何飞舟已经相当有经验了，于是宣传部门的记者首先登场，他们要用镜头记录下这里的场景，然后法医出现，随便找了几具尸体，弄了几份尸检报告，就把所有的尸体都集中起来，先是用火焰喷射器焚烧，然后挖坑深埋。
这里以后可都是兰芳的国土，总不能就这么丢在原地置之不理。
负责处理这些尸体的照例还是二营。
刘子安因此不无怨念。
也没什么好怨的，二营的战功这一阵子捞得差不多了，脏活累活也要干点，否则何飞舟这一碗水也端不平。
当然了，让刘子安没什么好抱怨的是，隆美尔也陪着他一起待在现场处理后事。
其实外籍军团的风气真的说不上好，打扫战场的时候习惯性的撸起袖子看看手腕，掏掏兜翻翻捡捡的很正常，甚至掰开嘴看看有没有金牙的事也正常。
但在二营，这种情况真的很少发生。
原因也很简单，和兰芳士兵比起来，日军士兵实在是太穷了，他们穷到身上出了一套衣服之外别无长物，实在令外籍军团的士兵们提不起兴趣。
说到这里，要普及一下日本的国情。
很多人都说日本人如何如何的富裕，日本如何如何的有钱，其实日本的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有钱的日本人不是没有，但社会财富更多的都集中在财阀和贵族手里，普通日本人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
说起来很多人都感觉不可思议，但现实的情况是，普通日军士兵一个月的薪水往往还赶不上兰芳士兵一个星期的，这种情况下要说日军士兵有多有钱那就未免贻笑大方了。
看看另一个时空鬼子进村的场面，能抢的一律抢光，抢不走的全部烧光，这不是文艺作品的刻意丑化，而是普通日军士兵就是这么穷。
就在日本政府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军舰时，日本国内正在出现普遍的饥荒，很多地方甚至因为粮食短缺经常发生因为“抢米”而引发的暴动，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但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心甘情愿。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国家想要得到的太多，但自己同时拥有的又太少，所以只能用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来展示日本所谓的“强大”，哪怕这种强大经不起任何推敲。
相对来说，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兰芳已经有了点煌煌之象，至少兰芳的国民身上的那种大气是日本人无法拥有的。
战场上可以生死相搏，但当面对漫山遍野的日本人尸体的时候，刘子安还是要求二营士兵们尽可能的善待这些尸体，不要加以刻意的侮辱，甚至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帮死者整理一下衣服，整理一下仪容。
哪怕他们再过一会就要被烧掉掩埋。
隆美尔只是待在一旁看着，并不说话，也不参与。
隆美尔只想作为一个旁观者，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这一切。
和隆美尔一样，第63团的宣传员也在现场，他们的设备更加先进，用胶卷和胶片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
“头，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样做的必要，他们的灵魂已经归入天国，咱们现在做的事毫无意义。”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刘子安的做法，一连的连副吉米·罗斯就提出自己的意见。
“废话那么多……让干就干，死者为大懂不懂？”一连长孙辉恒也在整理尸体。
孙辉恒面对的是一对母子，孩子大概七、八岁样子，身形瘦小，有点营养不良。孩子被母亲紧紧的抱在怀里，看不到面部表情，但从母亲的脸上能看到满脸的哀求和凄惶，或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母亲还在哀求那些已经陷入绝望中的人放过她的孩子，但她的生命也定格在那一刻。
孙辉恒想要掰开孩子紧抓住母亲衣服的手，试了两下之后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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