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这一番旷古奇论，让屋里面所有的文化人振聋发聩，良久无人言语，都在默默品味。
季开生得益于编修那本《国学与西学》,属于较早接触小皇子这些惊世骇俗思想的第一拨人，所以比较好理解一些，于是端着茶杯默默观察谈迁的表现。
杨雍建生性耿直，第一次听闻什么华夏文明、中华民族的新词汇，满脑子惊愕，不过鉴于这三四日的接触，他早就知道这位小爷的深不可测，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就要潜心研究一番，所以不能贸然附议或者反对。
闵叙属于灵活周全的，学问也不差，虽然错愕，但是潜意识里认为玄烨所言一定有道理，即使没有道理，现如今也要一门心思投靠上去，所以坐在那里做若有所思状，时而点头，时而深思，施展自己博闻强记的本领。（正史里，闵叙作为顺治乙未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史籍中没有他什么显著政绩在册，但他在任职广西提学时，却编写了一本《粤述》，叙述山川物产，颇为雅洁。可见其喜好杂事，善于收集整理，必然博闻强记——弘毅语。）
朱之锡才学过人，堪为帝师，却也对弘毅的一番言论听得云山雾罩，似乎有所领悟，甚至醍醐灌顶，却在许多细节之处不明所以，于是低头沉思，细细品味。
谈迁作为俢史之人，早年就是因为晚明史官断章取义、肆意而为，失却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故而放弃科举，专修明史。所以，在他眼中，历史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恰恰小玄烨所说，让历史的规律昭然若揭，这才真是醍醐灌顶！特别是那番坦言大清朝也不能万世永续的惊世骇俗之语，让老谈头一下子有种引为知己的冲动！
至于玄烨所言什么中华民族，那是三四百年以后的事情，却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印证。的确，汉民族也不过是在两汉强盛之后才逐渐约定俗成的，再往前说，只有华夏方圆几千里而已，连炎帝一族都是荒蛮之辈了。所以，现在的满人做皇帝，几百年后，说不定就是汉人的了，到那时，满汉也说不定就没甚区别了呢。
作为前明遗民，谈迁不愿接受的现实中，最让他介怀的就是所谓“蛮夷治华”，可如果能够解决满洲人的祖先也是华夏故民这个史学问题，再加之现在的满人也要倾慕汉化，那最大的精神障碍也就逐渐化解。小玄烨的话语，正好是化解此处纠结的良药。
弘毅等了一会，其实压根就没有奢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取得什么“广泛一致”，思想的火花，有时候就是需要那么一点点星星之火，借助人气蔓延开来，就可以燎原。看大家都品味了一番之后，弘毅再次开口：
“谈老先生，您的等身著作为何叫做《国榷》？”
“哦，榷[1]者，商讨之意也。老朽修国史，目的在于比较官修大明各朝《实录》[2]纰漏，并补充崇祯一朝未录之史，三十年来，老朽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但偏颇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史之人能够商讨辨伪，故而定名《国榷》。”谈迁据实回答。
“即为商榷，那玄烨有几句话，不知可否坦诚相告？”
“皇子但说无妨，老朽洗耳恭听！”
“俢史之人，无论官民，是否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本领？”弘毅明知故问。
“这是自然。唐人刘知几、刘子玄，可谓史学大家。他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乃是我等俢史之人必备之能。”
“那何为三长？”
“三长者，史家笃信之论。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3]。是为‘三长’也。三长之中，尤以史识最为重要。其要害，在于是忠于历史之实，秉笔直书。”谈迁也是好为人师之人，说得清晰明了。
“玄烨受教了。可除此之外，我倒以为，还可以加上两点！”
“哦？哪两点？”谈迁没有想到，小小一个两岁幼童，居然对史学前辈的论述大言不惭，竟然要做个补充。不屑之余，倒也好奇。
“玄烨不才，窃以为还可加上‘史德’、‘史义’！”
“史德？史义？何为史德？何又为史义？”谈迁代表在座所有人，急急发问。
“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弘毅先来个开题之论，言简意赅。然后急忙在脑海中搜索当年粗读乾隆朝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4]的《文史通义》后，残留的只字片语。
“玄烨以为，著述历史，在刘子玄‘才、学、识’三长之后，还要追求一种俢史的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家的品德修养，即‘史德’，要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要符合旧史之原貌，不可参杂俢史之人的偏见，也就是说，要尊重史实，经受得住后人后世的品评。[5]”
弘毅说完，低头不语了，不是说的不对，而是感觉自己终于犯下了所有穿越人的劣迹——提前拿出后世大家的言论来给自己充门面，十分不好意思，差一点就脸红！不害臊呀！没办法，既然欺世盗名了，那就继续厚颜无耻吧！
“史所贵者义也。所谓史义，乃俢史而令读史之人明了其中大义所在，感知历史发展之必然。在玄烨看来，郑樵[6]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7]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义。做史贵知其义，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故而，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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