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国榷》中记载，明正统四年（1459年）四月初九日，以长史梁求保率领的琉球贡使团，贡船四艘，运载马匹五十匹、硫磺七万斤，以及附搭苏木[2]若干来朝。按其一船十万斤计，此次朝贡，其时番货给价苏木、硫磺每斤钞一贯，匹马给价为一千四百贯。由此计算得出,此次琉球国之朝贡贸易货值共十四万贯。而额外搭载贸易之物不算。”
弘毅此言一出，底下一贯“不言利”的诸位都在心算起来——按照明朝货币制度，十四万贯就是十四万两白银，他们琉球回去自己和南洋、倭国贸易，怎么也要翻三翻到三翻五以谋利。也就是说，来一趟，仅朝廷回赐之物，最后就变成了五十余万两白银。再加上贸易之物，少说也要上百万两的数目！怪不得当时朱明朝廷三令五申“三年一贡”，他们非要死乞白赖“一年一来”，甚至“一年数来”，原来其利可观呀！
“戴大人，不知我朝去年琉球朝贡回赐之数为何？”弘毅看到了众人脸上被巨大利益刺激出来的红润，紧接着询问户部汉尚书戴明说。
“贝勒爷，琉球原本受困于东南海寇之患，去年才得以来朝，故而去年之数不比故明，但也数目非小。皇恩浩荡，其贡物回赐约合五万两白银，采办回国之物约值十万两[3]。”戴明说不愧是能臣干吏，对于临时发问的题目依然可以心中有数，言之凿凿。
“如此一进一出，琉球国回去再转手贸易一番，获利不下五十万两白银矣。”弘毅按照后世学者普遍断定琉球国海上贸易利润额为300%到350%之间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
“原来如此。但其国忠心事大……”福临还以为玄烨动了强取豪夺的念头，赶紧“劝解”儿子。其实他也有些许动心于小小琉球的富足，但却不能拿着天朝上国的位置去窥伺臣国的“小利”。
“皇阿玛，琉球富足，全赖我中国之恩赐贸易。没有天朝上国，其国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孤悬海外的荒蛮贫瘠之地。但此时今日的琉球，却早已不是当日那个富足的琉球国了。”弘毅的话题急转直下。
原来，随着西方势力逐渐侵占南洋诸国，葡萄牙人曾经希望与琉球建立贸易关系。但琉球得知葡萄牙人侵占满剌加的事实后，作为大明忠诚臣子，他们言辞拒绝同葡萄牙殖民政府贸易。此后葡萄牙殖民政府转而与日本直接建立贸易关系，琉球的中转港口的地位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加上倭寇的骚扰，财政日渐困窘。
尚永王时代，琉球曾向日本萨摩藩借贷。尚宁王在位期间，琉球官员通过盘踞吐噶喇群岛的海贼“七岛众”为中介，先后五次向萨摩藩借了二百五十万贯钱。萨摩藩曾多次派人向琉球催款，但琉球都无法偿还。
“琉球原本富裕，却缘何沦落到如此地步？”福临对区区二百五十万两白银的债务很不以为然，好奇发问。但在弘毅眼中，皇帝纠结在银子上，却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核心实质——小日本！
“皇阿玛，琉球落得如此田地，实在是因为那倭寇乱我华夏中国之贼心啊！”弘毅果断把原本就有的历史罪责往小日本头上扣去！
“又是倭国？玄烨细细道来！”福临果然上道！
弘毅闻听“又是”二字，知道皇帝是记起和小日本的种种不愉快了，于是急忙遵旨“细细道来”。
原来，这是一段二十一世纪中华有为青年“尽人皆知”的琉球史——己酉萨摩之乱！
[1] 真实的历史上，顺治皇帝的册封琉球使臣一行到了福建郑成功的地盘上，就受阻逡巡，不得前行了。顺治十五年，福临不得不命彻册封琉球的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行人司行人王垓回京——“俟海寇平日另行差遣”。顺治十七年，琉球国王的舅舅、“奉其国王之命来贡”的马宗毅在福州病卒。因为“海氛未靖，留闽七年”，这位琉球国舅，还得到了清朝政府的祭祀和厚葬。所以，琉球真正得到清政府的册封并且忠心耿耿侍奉上国，要到了“康雍乾”三朝了——康熙元年，改封琉球“中山王”为“琉球国王”。此后百余年，琉球不断遣使进贡，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从未间断。
[2] 苏木，药材一种，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二.苏方木》。今日已不是什么名贵药材，广泛分布在我国广西、广东、台湾、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但明清之际，却是盛产于东南亚的贸易货物，其高可达5～10米，往往被用做北上中国商船的压仓之物，获利颇丰。
[3] 正史中，顺治朝琉球国受困于郑成功的东南沿海，没有顺利北上贸易，直到康熙初年。故而此处数据采用嘉庆朝贸易数。其时，清嘉庆年间琉球船进口贸易额为64,978银两，出口贸易额为110,606.4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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