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周祚尽展技术干部本色，从海船装备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反而引起了弘毅的好感！
“之后的宣德至正德年间，明廷尽管仍多次下达海禁之令，然而收效甚微，民人私自出海贸易却逐渐兴盛起来。直至嘉靖年间，倭寇之患愈演愈烈，甚至登峰造极。嘉靖二年在宁波发生的‘日本争贡’事件引发明廷忧虑，于是屡下禁海令，使得这时海禁之严远超以往。虽如此，民人走私与倭患混杂，最终一纸禁令只能是形同虚设。”
弘毅暗想：这位卫周祚的眼光的确深邃，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民人走私与倭患混杂！
“于是，前明隆庆元年，福建巡抚上书要求开禁并得到准行。究其原因，一者，倭患民祸之果。倭寇实则多数是沿海民人，而其头目也多为沿海富豪。就连朝廷命官也多认为造成倭患的原因，是海禁造成的后果。所谓‘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蹙，转而为盗。’福建巡抚谭纶也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朝廷上下如此认识，开海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者，白银通行之需。明朝自开国以来，虽禁用金银、铜钱却形同虚设。永历年间白银需求之大，实在是非开海禁不足以填补亏缺。三者，府库亏空之险。嘉靖之后，帝王生活奢侈、官吏贪污成风，各级国库名存实亡。开海设关收税已是解决如此危机的一大良策了。而福建沿海多港口，民人多出海，故而海禁反复，尤在福建。错漏之处，请皇二子斧正！”
卫周祚言简意赅，将整个大明朝的禁海开海始末及其原因说了个清清楚楚！
“玄烨钦佩之至！”不但是弘毅，就连皇帝也对这个一直不声不响的闷葫芦技术干部刮目相看了。
“不过，玄烨还有一处思量，就是这福建得天独厚的地利，才能让故明朝廷放心大胆的在这里放开海禁。”弘毅感觉卫周祚的解答还不是十分贴合自己的主旨，于是亲自上阵。
“哦？卫爱卿坐下歇息，听听玄烨所论。”直呼其名变成了爱卿，足见态度的转变。
“嗻！”不知道谢恩的卫周祚，也就老老实实坐下歇息了——好一位实诚人！
“明朝以来，南洋诸国对中原物产尤为喜好，纷纷来朝贸易。但朝廷回赐之物，数量样式不可能尽如其愿。因此，民间私自贸易就蓬勃兴旺起来。但民间私贸虽能富民，却不可强国。假若南洋诸国都从民间走私之中赚的好处，又有谁会千里迢迢来他大明称臣纳贡呢？因此明廷长期严格执行着限制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除了少数洋商可以行勘合贸易外，民人出海结为禁止。诚如卫大人所说，即使到了后来不得不重开海禁，明廷对于选在那里开海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的。” 弘毅不像卫周祚还有些顾虑，对于前明种种，他说起来毫无忌惮。
“哦？难道就是福建？”好学又聪明的皇帝学会抢答了！
“皇阿玛圣明！恰是福建，全在闽南！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相距颇近，都处在晋江、九龙江之下游，地貌平坦舒缓，海岸绵长曲折，又多有港湾岛屿，自宋以来一直是南方极重的商港之地。最最紧要的却是厦漳泉地区面阔大海，背倚群山，出海则畅通无阻，入陆则关隘重重！”玄烨最后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大伙都不说话，默默回味的功夫，弘毅继续说道：
“适才卫大人言及，庆隆年间福建巡抚谭纶在其《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曾言：‘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后来在万历年问曾任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一旦严格执行海禁政策，民人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集。实际上，嘉靖倭乱中，福建人亦为多。”
“福建一省，丘陵、山地遍布，多山少田，民人生活赖于外地供应，厦漳泉三地可谓偏僻之所。其实故明之所以在此地开海禁，正如后来福建巡抚许孚远所承认的，在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在远离内陆、重山相隔的闽南厦漳泉开放民人海外贸易，便可以行之有效地对其他方实施严格的海禁了。”
“故而，儿臣这第三防，就是大防于闽南厦漳泉三地！”
大防厦漳泉，其实是要断了郑氏雄起的老根！
[1] 宁波港，明代以前称作“明州港”，盛极于宋元时期。入明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了避“明”国号讳，改明州府为宁波府。因明州属下有“定海县”，取“海定则波宁”之意，仍以原明州府治鄞县县治为宁波府治。宁波之名，从此开始。
[2] 登州港，其实就是蓬莱港。蓬莱港古称登州港，是中国古代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事要塞。唐代时同中国南方的泉州港、扬州港和明州港齐名，并称中国四大港口，或称之为“四大通商口岸”。【关于这四大通商口岸，貌似网上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有的说是广州、扬州、登州、明州，有的说是广州、交州（今越南境内）、登州、明州，等等。甚至山东还有说是广州、胶州、登州、明州的，不一而足。但明州和登州应该是榜上有名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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