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传染病是这个时代欧洲人的大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会在二十多年后爆发，除了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之外，人类初步掌握了控制传染病的方法也是原因之一。否则的话可以想象一下，西班牙流感如果提前几年爆发的话，各个国家还有能力发起一战么？
所以汉堡爆发霍乱之后，德国人非常重视。
作为德国国内现在最负盛名的传染病专家，科赫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派出了大队人马，但是和他一起来到汉堡的还有“天然的霍乱权威”彼滕科夫！这位被认为是现代卫生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科学家，如今正在大肆嘲笑科赫发现的“逗号“，并且坚持认为霍乱是由土壤中的霍乱毒素造成的，而他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所以哪怕约翰的理念和科赫的理论高度一致，想要在汉堡全面实施也不是那么容易。
听完了科赫的介绍之后，约翰沉吟了许久才建议道：“教授，现在的情况下，我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服这位彼滕科夫教授，用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关于这一点，我早就想过了。”
不等约翰的话说完，科赫就苦笑着连连摇头道：“但是这位教授可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接受霍乱弧菌致病论，所以这个方法你就别想了……”
生怕约翰不相信似得，科赫特意花时间给他简单解释了一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霍乱这种疾病仿佛是印度人对欧洲人的报复。以前因为交通条件的限制，霍乱的传播非常缓慢，但是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越来越紧密，霍乱从南亚正式进军全世界，从孟加拉到欧洲，仅仅只花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当1854年，英国伦敦大规模发生霍乱传染也就不奇怪了。
当这种被英国人形容为仅次于黑死病的疾病流行时，人们纷纷开始逃离城市，因为按照多数医师们的理论，霍乱是通过土壤中的有毒瘴气进行传播的，只有逃离危险的城市才能找到活路。
到了1892年，这种理论依然占据优势地位。
瘴气说的统治地位由来已久，哪怕现在巴斯德和科赫已经崛起，细菌学更是如今的热门，但是古老的瘴气说依然非常有影响力。1874年，二十一个国家的政府一致表决，认为“四周的空气是产生霍乱的主要媒介”，
1884年的时候，科赫发现了霍乱弧菌。
在埃及，在加尔各答，科赫发现了那个“有点儿弯曲，犹如一个逗号”的细菌。但是这个发现如同当年塞麦尔韦斯的妇产科医师致病论一样，想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可非常艰难。
为了验证科赫的理论，英国人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前往加尔各答检验科赫的“发现”，而正是这个“权威”的小组，回来写出的报告很干脆的否定了科赫的论断！为了表示对这个报告的尊重，印度国务大臣甚至任命了一个由十三位著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有八位名医生提出一份备忘录，支持英国小组的结论，总的看法可以用一个委员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的话来概括：“科赫的研究是一场不幸的大失败。”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885年5月，在罗马召开二十八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上，英国代表团成功地阻止了会议对“霍乱病因学的理论性的讨论”！而到了188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一个决议，依然认为空气是霍乱“发生因素”的主要媒介！
这些事情中，很多人就是受到彼滕科夫的影响。
马克斯·冯·彼滕科夫，德国卫生学家，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老爷子最开始是慕尼黑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后来又转作卫生学教授，可以算得上卫生学的开创者之一，促使很多学校开设了卫生学的课程。防止居民得病是卫生学家的任务之一，研究传染性疾病自然也是彼滕科夫的分内之事。而在所有的传染病中，最让彼滕科夫感兴趣的是霍乱。彼滕科夫和女儿都得过霍乱，他的女厨师就死于这种病，这些体都在他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并驱使他去研究霍乱传播的途径，并且一度做过德意志帝国的霍乱委员会主席。彼滕科夫很早就发表过一篇论文——《土壤和地下水与霍乱、伤寒的关系》，认为霍乱的流行必须同时具备四项因素：特定的病原菌、适应的地理条件、相当的气候状况和个人的易感性，并且特别强调时间和地点的重要性。
相比较于还差一点儿到五十岁的科赫来说，彼滕科夫的资历无疑更深。
几十年积累的影响力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哪怕科赫的成就举世瞩目，甚至被德国人推出来与巴斯德相对抗，但是在霍乱这个领域里面，很难说他和彼滕科夫的影响力到底谁更高一些。至少对于很多人来说，彼滕科夫就是这个时代“天然的霍乱权威”！
汉堡市政府，无疑就在两者之间摇摆着。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客们都一样，当面临可能的严重后果时，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像鸵鸟一样深深的埋起来，而不是当机立断做出自己必须承受后果的决定。所以面对着一个老牌的卫生学家兼霍乱权威，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细菌学权威，汉堡市政府真心的纠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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