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建兴四年（公元200年），正月，晋阳。
南迁一事接二连三的出问题，让长公主极为愤怒。
先是河北三州人口迁出地区的府衙、官吏和门阀富豪们无视朝廷圣旨，公然侵占土地，导致河北百姓怨声四起，接着青、兖两州又出现了“圈地、炒地”的恶性事件，朝廷的南迁之策因此遭到了严重打击。南迁之策不能顺利实施，不但让河北陷入了危机，更耽误了大军攻击洛阳的时间。大军不能在春耕后展开攻击，等于让叛军赢得了更多的喘息和恢复时间，造成的后果难以预料。
长公主连续下旨，责令河北三州各级府衙重新清查土地，凡被府衙、官吏和门阀富豪侵占的土地，立即让出来分给百姓，以稳定河北郡县。如有抗旨者，杀无赦。同时，十几位巡案使者也奉旨奔赴各地展开督察，一旦发现贪赃枉法、抗旨不遵者，就地诛杀。
长公主急诏大将军李弘，督领青、兖两州军政，彻底清查两州“圈地炒地”事件，严惩违法乱纪者，凡两千石以下官吏涉嫌其中者，只要证据确凿，则杀无赦。
丞相蔡邕、御史大夫刘和、太常许劭等大臣认为长公主的做法太过激烈，不但无助于河北的稳定，反而可能激化河北矛盾。
长公主拒绝纳谏。她认为河北的吏治已经开始腐败，必须严刑峻法，严惩不贷，对贪官污吏绝不姑息，有多少杀多少，以确保大汉中兴大业的稳步推进。
大臣们之间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以李玮、刘放为首的大臣们坚决支持长公主整肃河北吏治，认为此次南迁事件充分说明了以德治国、重礼轻法的严重弊端，建议朝廷以重刑治国，以刑去刑，惩治不法。
反对者因为此次南迁事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让他们在朝堂上辩白的声音苍白无力。蔡邕等一帮大臣们在长公主愤怒的斥责下，也只能保持沉默了。
长公主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颁布了一系列旨在维护新政顺利实施的新策和新律法，其中对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祸乱社稷者的惩治尤其严酷，而这一系列新策和新律法的颁布，把朝廷向“以法治国、隆礼重法”的路上大大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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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晋阳的文官们正在为采用何种治国策略更有助于大汉中兴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武将们也在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征伐策略展开了激烈辩论。
由于南迁一事出现了重大变故，原定于春耕后攻击关中的计策受到了影响，太尉徐荣、光禄勋张燕、卫尉吕布在大军攻击方向上随即产生了分歧。
右车骑将军、太尉徐荣坚持先打下关中，然后包围洛阳，和中原大军联手攻克京城。为了顺利打下关中，徐荣上奏长公主，要求征调胡族铁骑，集结大约十万到十五万的步骑大军攻击关中。
右卫将军、光禄勋张燕认为，目前攻打关中，对手是韩遂和袁绍两个人，大军一旦攻击不利，势必陷在关中战场，继而会导致朝廷在一到两年内拿下洛阳全取中原的计策失败。从现在关中形势来看，韩遂目的很明显，他要占据关中，以便和河北、洛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谁要打他，他就和另外一家联手抗敌。为了避免让大军陷在关中战场，我们不如让关中维持目前的局面，让杨凤、庞德带着部分兵力戍守河东，我们则把主要兵力全部集中到中原，从河南、河内和颖川三个方向攻击洛阳，和袁绍一个人作战。
韩遂虽然明知袁绍挡不住我们，但他却无力帮助袁绍。长安距离洛阳八百里，西凉军鞭长莫及，而河东和安定一带又有我们的步骑大军威胁三辅，在这种情况下，韩遂最多不过出兵攻打一下河东以牵制我们的兵力，他对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攻克洛阳，摧毁他独霸西疆的美梦。
因此，张燕建议长公主屯重兵于中原，集结大约十五万步骑大军攻击洛阳。
吕布支持张燕的攻击之策。
关中大战如果开始，中原战场上的大军因为粮草辎重不足，无法出动，这样一来，袁绍就得到了充足的恢复时间。
韩遂占据的关中，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就算给他几年时间，他也无法恢复关中增长自己的实力，所以韩遂对我们威胁不大，但袁绍就不一样了，袁绍有关东，有豫州，还有荆州刘表这个坚强的后援，他每过一天，气力便恢复几分。我们给他的时间越长，他实力恢复的越多，将来我们攻打洛阳的难度也就越大，因此，稳住关中韩遂，集中所有力量从河南、河内、颖川方向攻击洛阳乃是上上之策。
不过，吕布认为现在中原十几万大军屯兵休整没有必要，大将军完全可以抽调一半大军立即南下杀进徐州，消灭曹操。大军如能占据徐州，杀了曹操，对将来的洛阳大战，对将来大军平定天下，都有非常大的好处。我们不应该让这个机会白白丧失。
参加军议的大司农卿钟繇、少府卿贾诩（他回到晋阳后因功被拜九卿之一的少府。）和尚书令李玮，不好明确表示支持谁，他们只能从朝廷财赋的角度阐述一下各自的立场。
如果按照朝廷原定攻击之策，也就是太尉徐荣大人所坚持的攻击办法，攻克洛阳需要打四场大战，关中、关西、颖川和洛阳。这对朝廷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现在朝廷改变策略，采用张燕的攻击办法，那么关中和关西两场大战就可以避免。关中不打，而关西在洛阳攻克后，也就是一鼓而下的事，不会有激烈的攻坚大战。用两场大战攻克洛阳，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财赋上都是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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