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被何键经营多年的长沙，红军照常采用围而不攻的压迫战术，不直接打攻坚战，而是使用围城打援和打运动战的方针，逼何键只能使用乌龟战术，将手中兵力龟缩在主要的大城市死守不出。1933年时湖南靠近江西地区的战略形式，其实就和1932年江西的形势极其相似。
如今的江西、湖南两地的红军兵力加起来已超过二十万，得到运输大队长何婆婆和林汉两条血管的进补后，装备更是大大改善。整个南中国的战略形势，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逆转。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还有着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手中军阀型的军队根本无力和红军玩大规模的运动战。虽然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却已不再象1931年般是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如今他们只能狼狈不堪的困守长沙等大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则眼睁睁地看着被红军不断地渗透，然后一点一点地吃掉。
镇守长沙的何键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调动，但实质上却是是属于湘系一脉。即使是常凯申时代，常凯申都不能随意地指挥他，更不要说比常凯申更不如的何应钦宋子文之流。对于何键在长沙的窘态，远在江浙南京国民政府不是不知道，但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顶多也就嘴炮上对红军攻击一番，实质上的支援、牵制根本就半点没有。
此时的湖南局势，已开始有历史上1948年后，辽沈战役前东北格局转变的味道。不过由于红军的重点目标还是集中在福建广东交界处的沿海一线。本着“闷声发大财”的原则，红军并不想急着攻下“影响重大”的长沙，所以何健在长沙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1933年时，红军主要战略目标，还是在于稳固已经到手的福建出海口。拿下云宵、东山一线后，而后开始向周边发展，巩固这一带的根据地。和他们正面冲突的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很快就只能退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一线的沿海地区，而内陆城市和农村则大片丢失。
红军所以没有拿下从厦门到福州这一线的沿海城市，是得到了林汉的预警，英、美、日等国对红军在南方势力的迅速扩张已极为警惕，又以英国、日本为甚。日本人已不止一次地以护侨为借口想要插手福建的事务，却被因为东北事迹而警惕起来的英美联手驳了回去。但英、美两国都派出了小型舰队进驻厦门。虽然那只是轻型巡洋舰和驱逐，却不是这个时期的红军所能对付的。
在此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依旧坐壁上观地欣赏着十九路军自立的所谓“福建人民政府”的窘态，始终见死不救。倒是位于广东的陈济棠本着“唇亡齿寒”的精神发兵来源。可惜广东兵的战力实在不堪，当年六月，红军在福建、广东交界处四天内连打三仗，一气全歼了陈济棠来援的三个师，直接将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打成了落水狗，狼狈不堪地缩了回去，更丢失了广东靠近福建沿海地区的大片地盘。
此时的德国，希特勒已经尝到了在红军白军两边下注的好处。1933年上台后的希特勒开始重整德国军备，他以大举外债进行军备的方式，开始了未来了几年的“经济奇迹”。
由于汉娜的提点，德国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笔军火订单。另一方面，他们用以物易货的方式，又从红军这边卖掉了大批一战时留下的旧军火，更得以贮备了大量珍贵的战略矿产。对于红军取得福建广东的出海口，德国同样也是极为欢喜——那样就可以更顺利更便宜得到江西的钨砂和福建的稀土，不必再通过炮党的地盘周转，省了一大笔抽水的费用。
在德国人的游说下，不敢再打的十九路军和不想打的红军开始了谈判，双方很快也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停战协议，红军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东山这个稳定的出海口。
拥有了出海口后，林汉开始肆无忌惮地通过东山港向苏区走私军火各类机器设备，不过这一切都是六月份以后的事了。
以上这些，都是1933年上半时，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大事件，历史在这儿被林汉这个穿越者更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而中国的北方，1933年的历史，即一如既往地顺着历史惯性不断地恶化。
去年九月红军的秋季攻势的大胜和炮党的惨败，让日本更看清了名义上的中央南京国民政府的虚弱与无能，更加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
当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山海关，比历史上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当月，日本人开始收编东北伪军为地方警备队，分驻黑龙江等县。到了第二年一月，日本以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名义，要求热河省内华军24小时内撤退。
一月三十日，日本以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名义，要求热河省内华军24小时内撤退。三天后，日军从通辽和绥中基地分三路进犯长城北部和东部整个地区，以及沿长城的一切重要关隘。
也正是来自日本的压力和由此引发民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逼得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真正地开始考虑和红军停战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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