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其实是最不适合日本人的战场，杭州湾一带的登陆战，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是不该打，不能打的战争！
浦东易攻难守，对红军来说是易攻难守，对登陆的日军来说，何尝不是易攻难守的险地？
在海上，英日两国可以称王，但在陆地上，在空中，占据主场优势的红军，却是绝对上风一方。
这里无法建立野战机场，没有战略纵深，没有卸货码头，甚至连象样的躲避炮击轰炸的掩体都不好找。而登陆的日军，甚至连象样的火炮都没有几门。
这里是弱势一方最糟糕的战场，拥有主场之利的红军，才是这里最强者。长江三角地区，有舰炮掩护区域，看似是是红军最糟糕的战场，但这个区域，也不过是离海二十公里的范围。可是在整个江浙地区，打掉了航母后，已拥有绝对制空权的红军来说，其实这里却是最好的战场。占据空中优势红军，可以随意地出动飞机肆意地屠戮毫无遮蔽的对手。
李主席最后总结道：
“千万不要打得太狠太重，把日本人打得丧失希望地跑掉。留一口气，给他们一点希望，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象添油一样地把兵力投进浦东这个无底洞里来。”
接到撤军的指令时，林汉所在的南昌号正停在黄浦江边，充当进攻浦东的前线指挥中心。
当时有同志提出一个疑问道：“万一日本人不上当，直接就跑了呢？”
林汉替李润石回答道：“那更好。海滩边的那片地，没伤还能战的也就几百人，此外到处躺满了重伤轻伤的鬼子兵，少说也有上千人。我们真的全歼了他们，就要接收这些被俘的伤兵。你们说这些鬼子伤兵我们是杀好还是不杀好？”
立刻有人回答道：“当然不能滥杀俘虏，这是红军的俘虏政策，是铁的纪律。”
林汉道：“是啊，这些伤兵，不能杀还要给他们治伤治病，这些都要钱啊！这是负担,巨大的负担！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上层的那些高官们来说，这些士兵，不过是值两毛五分钱的炮灰，死了官方最多就是出一笔几十到上百日元的抚恤金，给活着受伤的治病才是无底洞。那些丧尽天良的帝国主义财阀们，为了省钱，他们是巴不得那些被我们打残烧伤的伤兵全死在中国，也不想看到这些丧失战斗力的残废回去浪费他们的医疗费和残废抚恤金。我们真的全歼了这伙登陆的敌人，那才是天大的麻烦，接收了这些伤兵战俘后，等于是帮日本军部的那些人“减负”了。”（注：二战前日本军部的征兵名信片加邮票价值两毛五分）
林汉这段理论一说，现场的红军官兵全都恍然大悟，结合他从前提出的“残废地雷”的设计，大家在觉得他说得有理之余，更都忍不住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有句话林汉不好意思说出来：“死掉的日本人才是好日本人，但比死掉的日本人更好的是残废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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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浦东的滩头一片宁静，被重创的日本日军只能龟缩在海滩的一角，而红军在面临舰炮的威胁下也没有继续发动攻击，甚至连空袭都停止了。
下午两点整，海军的炮击停止后，日本人的滩头阵地前突然出了一名打着红十字旗的日本人，这是红军派出的信使，他的身份却是来日租界中被关押的一名领事馆里的成员。很快，这名信使被迅速带到了山男仁和大佐面前。
这人送来了红军领导转交的停战要求。
“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我方提议双方休战数小时，以方便救治彼此的伤员。同时保证在此期间，绝对不出动空军轰炸贵方转移伤员的人道主义救援船只。”
对于已山穷水尽到正在向上级发出“请求战术指导”（其实就是要求撤退）的山田仁和大佐来说，红军突然提出的休战要求，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和上级取得联系后，很快红军和日军就达成了短暂的停战协定。
趁着这个机会，英日舰队从海上派出部分小型船只，停靠在海滩上，接收到了大批躺在沙滩上呻吟不止的日本伤员，他们在这里缺医少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很多人在短时间内就会死去。在这过程中，日本人夹带私货，悄悄地将上千名鬼子兵借此机会补充到岸上来。
日本人的夹带行为当然逃不过红军监视的眼睛，只是他们故作不见，只要日本人不将重武器送上来岸，他们就不会作出反应。见日本人如此合拍地配合上勾，林汉几乎可以想象出李润石主席此刻正拍着巴掌大笑“计成矣”的场面。
主动制造机会，让日本人有机会撤走伤员并夹带生力军上岸，这是林汉在说出那番“把伤兵留给日本人增加负担”之后突发其想的脑洞大开的想法，他把这想法通过电报发回给南京总部后，很快得到了同意的回复。
不仅如此，上海方面的红军干部根据上级指示，也在中午召开记者招待会，一方面交待今天早上的战果，发表一番反侵略的声明。一方面高调地宣布下午七点前“人道主义”停战的事宜，同时同意驻留在上海的外国记者趁着这个间隙前往前线实地采访海滩上的日本人——只要他们有这个勇气。此外红军还联系租界里洋人开的教会医院，请他们派人过去帮忙救治海滩上的日本伤兵，甚至声明海滩上的日本重伤员，红军方面允许他们转移到上海的租界医院接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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