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剧变的一个里程碑。
在谢昌云的记忆力，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被前世定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还有苏日诺门坎之战、苏联入侵芬兰，都是发生在这一年间的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事件和战例，都被列入了前世的中学课本以及军事学院的教材中。
另一方面，日军肯定会不甘于在华南的失败，也绝不会信守在华南、华东和华中一年内不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承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发起攻占广州的军事行动。
这些国际国内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始终被谢昌云所注意。
但最先发生的一个大事件，却是意料之中、但谢昌云很难回忆起准确时间的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
抗战之初，汪精卫虽然也跟着四处呐喊抗战，但骨子里并没有放弃“不战尚可保全、战则必然亡国”的妥协投降主张。
而对国民党内部矛盾了解十分透彻的日本，也很快的就盯上了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
徐州会战失利之后，汪精卫就开始放出了“和谈之门尚未关闭”的论调，除了与作为中日调停人的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频繁会晤外，还多次派人赴秘密赴上海与日本对华最高特务机关进行接洽。
孰不知汪精卫派出的这个人竟是个双面人物，他一方面在日本人那里讨价还价、极力为汪精卫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一方面却把每次汪精卫的授意以及与日本会谈的结果全都报告给了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对汪精卫这个一直不甘于寂寞的政治对手的动向，是掌握的一清二楚。
而不急于对汪精卫动手，一方面是由于汪精卫有着早年参加组建同盟会、并策划刺杀清王朝摄政王、被捕入狱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流传诗句、以及后来起草孙中山遗嘱等特殊经历，在党内及民众间有很高声望，只要没有抓住汪精卫本人与日本联系叛变的直接证据，任何贸然行动都可被人怀疑是蒋介石为排除异己而编织的罪名。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想采用欲擒故纵的手段、待汪精卫有了实际的叛国行动之后，再出手以致命一击，彻底剪除这个多年的制肘。
而汪精卫却始终把推动与日本的和谈，作为自己与蒋介石路线的最大区别，如果抗战局面迅速崩溃、或者与日本和谈成功，在党羽和其他势力哄抬之下，他都能有机会以政治上和国家关系上的远见卓识取蒋而代之。
得知衡山军事会议仍没有放弃坚决抵抗的决心，并在军事上对持久抗战做了进一步的周密部署，汪精卫便彻底失去了在内部与蒋介石角逐的耐心和信心，并终于下决心启动了准备已久的出逃计划。
三月二十九日，汪精卫以赴应邀赴昆明演讲为由离开重庆，并于三月三十日从昆明飞抵河内，走上了一条卖国求荣的不归之路。
河内非日本势力范围，而且汪精卫到达河内后并没有马上公布其投降纲领，所以得知汪精卫出走的消息之后，大部分人军政要员还以为这是他在权利斗争中又一次采取“挂靴而走”的老策略，只是纷纷打探内幕，并未作出特别反应。
尽管有蒋介石夫妇的事先暗示和前世所知，但谢昌云也不想在这方面给人以浮躁印象，所以一直不公开表示看法，只是在陈济棠和方鸿进征询他对汪精卫出走一事的看法时，淡淡的蹦了三个字：
“不乐观！”
但随着汪精卫几天之后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对日进行妥协的通电声明的发表，整个中国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各地谴责汪精卫卖国投敌行径的通电此有如狂潮，集会游行也此起彼伏。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旋即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定。
一直以不待见汪精卫等而闻名的谢昌云，却成了最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物。
并且有好事者还依据谢昌云的疏远亲近暗自搞起了摸底排队，预测下一位要出局的人物。
矛头所指，弄得与谢昌云关系最僵的何应钦百舌难辩，一身的无奈和不自在。
而谢昌云很快也接到了蒋介石让他赶赴重庆的通知。
在重庆曾家岩官邸的客厅里，蒋介石的和谢昌云的谈话主要是围绕着汪精卫事件来进行。
蒋介石首先向谢昌云讲述了汪精卫叛逃前后的一些情况，话语很精练、时间也不长，最后两个人都露出了“你懂我懂”的表情。
对谢昌云在广州曾当着宋美龄说的“让他走了算了，免得我见到就心烦”这句话，蒋介石才不会相信这是谢昌云随口一说。
接着，蒋介石便让谢昌云对汪精卫出逃所会产生的影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对这个问题谢昌云已经有所准备，于是就道：“影响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消极影响方面，主要会反映在华东和华中的被占领区、拉锯区和空白区，这些地方的投敌者和动摇者中没有什么有大影响的人物，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叛变，无疑会起到一个招降纳叛的作用，加速伪政权的建立。积极影响的一面，经过此事件，坚持抗战就是正义、和谈妥协终将卖国，其中是非已明、精华糟粕分离，对根本稳定抗战大局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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