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四战区连续派出了二十架次飞机，将袁国平等三十余名中共高级干部和五百余名中共同意接收的新四军人员送往了延安，并且在樟树就地遣散了四百余名老弱人员。
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名新四军干部和家属被集中在了赣州，准备在年后通过海路转前往山东，然后再从陆路进入苏北。
目前于学忠部已经控制了日照以南六十余公里的濒海区域，四战区可利用广州湾的法国舰船将人员和物资运到海岸附近，再由于学忠部派木船接应。
不过这条线路不能频繁使用，否则将引起日军的怀疑并遭到拦截。
叶挺和项英，则被四战区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暂时拘押于韶关以待审判。
审判是不可能了，如果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按国民党给新四军罗列的罪状，条条都是死罪，难道还真把一个北伐名将和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杀了不成？所以只能是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再说。
可即便是“囚禁”，也是走了个形式而已。
叶挺是广东人，南昌起义之前又一直供职于粤军，在四战区的故友、同僚、部下多得是，到韶关的第一天，陈济棠就摆下了酒宴为他接风，参加宴会的粤军将校有三十余人。
接着，林云陔等广东省府官员、余汉谋、廖广泽等四战区将领又轮番下请帖，据说一天一场都可以排到了两个月以后。
至于平日的活动，除去公众场合之外，韶关周围的军营、军事院校、部分工厂、乡村都随便叶挺走动。
项英虽然没有叶挺这种人缘和待遇，但在谢昌云的关照下行动还是有很大自由空间的。
谢昌云给项英安排的住处，位于十二集团军留守处的大院内的一个单独小院，里面有一栋四间屋子的平房，其中两间供项英使用，一间做厨房，另一间是一名勤务兵和两名卫士住了。
虽然有厨房，但项英生活简朴，不让单独为他开伙，饭菜都是勤务兵去留守处食堂给他打来，不过勤务兵没隔三四天就会让食堂单独做一个好菜，只说是食堂改善生活，反正项英也不会过细问。
在活动范围上，留守处有图书室、娱乐室、篮球场，大院里随便项英转，但是要外出就得有军法处人员和卫士陪同了。
这并不是要防范项英出走，而是大面上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另外谢昌云也确实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会用项英的安全做文章。
一旦项英在四战区出了事，谢昌云对共产党方面就很难交代。
为此谢昌云前往项英的住处，就他在四战区驻留期间的安排与他进行了认真交流。
谢昌云道：“项副军长，我知道你是坚决不会脱离共产党的。所以我一定努力让你尽快回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但时间不能肯定，也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更长时间，这要依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而定，希望你对此能有所准备。”
项英道：“我自投身革命以来，就从未中断为党工作，虽然我在新四军的问题上有一定的错误，但对目前这个结局我很难接受。”
谢昌云道：“项副军长，情况你也清楚，如果当时不答应扣押你和叶军长，新四军的数千将士就无法保全，中共也有可能会在军事上对国民党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这样国共就将彻底决裂，团结抗战的局面就会彻底被破坏，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汪伪政权的联合夹击之下，共产党的生存就将再次面临严重挑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以个人的暂时牺牲而换取了大局的稳定，依旧是为党在做贡献。而且这样做也使我避免了做出最后选择的困境，我还要感谢你才是。”
“唉！”项英叹口气道：“大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身临其境的感觉又不同了！国民党给我什么罪名我都不在乎，关键是同志们都在努力奋斗、在流血牺牲，而我却在这里置身世外，怎么可能安心的下来？我准备趁这个时间把历史上和新四军的有关问题整理一下，该讲清楚的就要讲清楚。昌云，你能够把我整理出来的材料转给中央吗？”
谢昌云道：“转材料倒是没有问题，可是我听项副军长的口气，不止是想工作，而且还有很多心事没有放下来。所谓心平气静，我劝项副军长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不要忙于写东西。过年之后，我可以让人陪你去各处走一走，你要是愿意的话，苏区原来那些地方也可以去，想看哪些书只管开出单子来。我觉得这对你正确全面看待中共的历史和总结经验教训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你如果还是静不下心来，想尝试一些富有激情的工作，我还有一件事可以安排你做，那就是用你想象的革命形式和掌握的革命理论以及实际体会，来与广东几个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们进行辩论，看最终谁能驳倒谁。你上过学、当过产业工人、去过苏联、领导过工人运动、参与领导过中央苏区的建设、指挥打过仗，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际经验，应该不会惧怕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挑战吧？”
项英道：“这两项事情我都可以做，但是我还是首先要想中央讲明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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