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一项建议，是谢昌云经过了许久考虑后才说出的。现在在与中共的关系发展方面，谢昌云遇到了一个瓶颈。对于今后中国的经济体系，他是主张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国家的宏观控制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这样一种世界通行的经济体系。而中国受苏联影响，却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而且由于战事经济困难的原因，一直在实行严格的供给制，势必会影响内部人员的经济观念。这与谢昌云的主张就形成了很大的对立。
尽管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将资产阶级分为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并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也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认可，但是这种政策的条框还很粗犷，适应的弹性也相当大，而且本质是一种政治纲领，并没有相应的经济纲领来进行阐释。
另外在土地问题上，中共现在虽然暂时停止了对地主富农土地的没收，以减租减息政策来代替，但是中共并没有彻底放弃无偿没收土地的根本政策，党内希望重新搞土地革命的呼声一直大量存在，而且一些根据地也出现了许多给与敌占区有经济往来的富户扣上一顶汉奸帽子，然后据此无偿没收其资产和土地的现象。
谢昌云不会为了追求与中共的持久关系，而改变他认为可以振兴民众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但是也不想与中共产生根本的对立。所以他希望中共能够尽快对基本政策做以更大的调整。
虽然谢昌云语出惊人，但中共领导人对他的动机和根本目的并没有产生怀疑，在沉默了一阵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希望谢昌云能够把他的考虑讲完全。
毕竟毛泽东等亲眼看到过广东和赣南实行和平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并且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但是谢昌云说到这里便不再肯多说了，只是提出希望中共能够在根据地内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在工业、农业和商业内做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分配形式的对比，这样才会取得更直接的数据，才会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对谢昌云的这个建议倒是马上给予了认可，他道：“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去尝一尝。和平土地改革的试点、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的试点、分配形式不同的试点，陕甘宁要搞、晋察冀要搞、晋冀鲁豫也要搞，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搞，不但中央要获得经验，各地的同志们也要能获得体会。延安附近选一个地方，再选几个工厂矿山，我们中央的同志，我们的洋秀才和土秀才都要参加，看一看生产资料的形式变了，我们党还也没有能力管理这一切，我们的党是被削弱了还是被加强了？我认为拿出一些地方来搞实验，就算是有百分之十，这些地方还是在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即便是效果不理想，我不信就会把天翻到太平洋里去。”
毛泽东的话刚一落，张闻天就接着道：“我们目前开展的整风学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总结我们党二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并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我赞成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可以试一试。”
专门由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也道：“党外的一些朋友，很赞成我们根据地的民主风气，但很多还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扩大对中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团结，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
三个巨头相继表态，事情就算基本确定了。
谢昌云仔细考虑了一下，认为中共能够重视并同意自己的建议，主要原因可能一是受到了国民党从美国那里接受了大量援助、而自己从苏联那里却毫无所得的刺激；二是由于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共摆脱了生存的危机感，因此得以有条件从容考虑怎么样发展才更为有利的问题。三是有了自己一贯的强力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无可撼动，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来行事了。
不管原因如何，谢昌云这次来延安还是达到了他所想的目的。
而王秋这回又向毛泽东交了一万元的党费，让毛泽东高兴的把她好一阵夸奖，说王秋这一万比谢昌云的一百万还来的珍贵。
谢昌云大致算了一算，这三年每逢过年，廖光恩、何其轩、潘文华都是给王秋一个一千元的红包，廖广泽和陈济棠是三百，差不多正好就是一万。合计着这丫头根本就没用，全都给娘家攒着，凑足了一个整数一起交来了！
谢昌云很惯着王秋，对她想做的事不会有任何的阻拦，只要王秋不主动说，也不会去过问，况且王秋确实也没有必要留私房钱，而且平日只她自己一个月二十二元的中尉薪饷都花不完。
谢昌云在延安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带着姐姐谢昌敏和外甥女和外甥回了韶关。
谢昌敏这次是跟着父母一起来延安的，本来也没有打算长住，而且中央有了指示，近期要将八路军赣州办事处再迁回广州，所以谢昌敏还要赶回赣州传达中央的指示和筹备搬迁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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