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较电影来说，，一个中国的作家不会因为没写过武侠小说，就不是作家，大多数作家也没有武侠梦，比如王朔先生，他就认为喜欢舞枪弄棒是自卑的表现……”
“追溯武侠电影的历史，可发现很长一段时间，武侠电影是国力不足的心理补偿。李小龙一度是华人圈最大的明星，因为他‘弘扬了民族自尊心’，很难想象，这种话会用在美国影帝盖博或法国影帝让-迦本身上，他俩的魅力来自他俩对美国和法国的冷嘲……”
“我们的武侠电影的银幕英雄，最有名的是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他们在历史上、在银幕上都很可疑。在影视作品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但一个仇视日本人的人为何要聘日本医生？这是《精武门》系列作品的软肋。上海有钱人聘请日本医生，以轿车接送，来彰显身份，霍元甲随俗了……”
“平江不肖生写霍元甲成名，是在庚子之乱时，挺身而出，保护了洋人和教民，杀了义和团首领，美名响彻租界，转至海外，赢得欧美报纸颂扬。霍元甲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国际友人……”
“而陈真，则是个虚构人物，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陈真都跟日本女人谈恋爱，日本武士有自律风度、有精神信仰，但突然就发神经地犯坏，以供合理宰杀。拍这种电影根据的不是故事原则，而是报复快感。这种快感需求延续到李小龙师父叶问身上，看过了，会有个疑问，我们为什么总要在电影里打洋人？我们到底打过了谁？”
“历史上的叶问没打过日本人和白种人，甚至一辈子没有查之有据的比武记录。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民族英雄，说明我们太缺乏民族英雄。香港有‘泼皮贱相的审美’，喜欢混小子，大多数黄飞鸿都是嬉皮笑脸，像六七岁小孩一样自己娇惯自己，沉迷在占哥们儿口头便宜、占女人手头便宜的低俗趣味中，猛力扮可爱……”
“当然，他们后来会突然成长，一脸正气，比武时懂得‘手下留情’，被击倒的对手会感激地喊一声‘黄飞鸿！！！’……这是一个名号的诞生，一个狠人的确立。不下狠手，就是最高道德了么？”
“黄飞鸿的起点是泼皮素质，终点是一个给人留面子的狠人，目的是维护一个家庭或一个招牌。起点太低，终点不高，难以称侠。我们的武侠片，几乎没有侠，叶问是为个人生存，和讨薪民工性质相同……”
“英雄们有太多私仇，国恨是个外包装。而帮助不相干的人才能称侠，座头市出手，可都是为了路上偶遇的人……”
“所以，纵观武侠片历史，没能塑造起英雄人物，各路英雄多鄙俗、幼稚、没文化，以‘民族大义’藏拙，以‘对外宣战’给观众以廉价兴奋。他们没有明确的爱情观、价值观、生死观，只靠‘逼急了，拼了’应付一切，这话绝对了，并非尽数如此，但也大体如此……”
“武侠片历史上的大多数影片的性质和现今大片一样，不是叙事电影，是晚会。晚会没有价值观，只有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一个故事的核心是辨析价值观，一个晚会的核心是凑场面和凑名角……”
“‘武侠片是中国唯一的类型片’……这是宣传语，不实之言。类型片首先要确立一种特立的价值观，而不是类型元素，不能说有路有车，就是公路片，有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其实武侠片还没发展到类型片的程度，武侠片不是一个影视传统，是一个晚会传统，如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是个以影视媒介表现的晚会。但大众喝彩了，电影赚钱了，所以一台台晚会就这么办下来了，有时会悲哀地想，我们的历史，只是一堆热闹……”
“而‘串一堆热闹’是清朝小说的思维，如同清朝的建筑花饰，繁复无聊。清朝小说整体不好，都是场面，对人对事无态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算什么态度？写得好，是文笔好，只是才子，而非小说家。读者也是看热闹，三百年的叙事传统，味道恶极……”
“恶味延续到影视，大众没有反胃，仍乐此不疲。人类发明的最邪恶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让人变得邪恶；人类发明的最无聊的东西是‘文字狱’，因为让人变得无聊。多尔衮把文字狱一起，一个民族的心态就扭曲了，不讲是非，只求混日子了……”
“混日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看热闹。八国联军屠北京的时候，好些北京人高兴坏了，四处看杀人的热闹，其中一人写了《王大点日记》，记录了大伙的兴致勃勃。可悲在于，这类人不是汉奸，他们是普通人。价值观混乱的时候，人们只剩下看热闹。《丑陋的日本人》一书写美国大兵在街头强奸日本妇女时日本民众看热闹的情况，竟然说日本人的群体特性是没有命令不行动，只要有一个日本人喊‘兄弟们上’，街头民众就会一拥而上，将美国兵干掉--作者不愿意谈日本战后的精神空虚，日本电影《人证》讲的就是‘喊了白喊’的情况，人们没动，价值观混乱的人只会呆呆地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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