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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州城始建于北周，隋朝时毁于战乱，唐代重新兴建。由于泗州城地处淮河下游，汴河之口，为中原区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加之漕运事业日渐兴旺，泗州城所傍的汴河对岸又建设了一座新城，新城的发展更快，其规模逐渐超过老城区。明代，两城之间的城墙拆除，使两城合二为一，为防水害，将唐、宋时建筑的土城撤去，更以砖石，成为一座大城。
马尾军占领了江南省背部几府已经接近一月，敌方业已宁静，近半个月的时间都相对比较清闲，有一部分反对的势力也已经被彻底镇压，可以说，凡是和原先清廷关系密切且死忠与清廷的，马尾军毫不客气，直接抄家处斩，当然，对于那些清流且名望较大的，那就不能乱动了。但这个时候，马尾军也不再清闲，因为周培公带着大军就赶到这边来了。
泗州城，就是马尾军抵挡清军的前站，必须死守住泗州城，将清军的四万大军挡在淮河北岸，不能让其长驱直入抵达金陵，否则马尾军大部队正在与勒尔锦大军作战，有周培公加进去压力就太大了。
泗州城这里也是个好位置，宋代，泗州城已十分繁华，历史上称为“奔驰马骤无间时”，加之景色秀丽，朝廷政要、文人墨客无不慕名前来，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明代，泗州城城中船舶如流，店铺林立，商贾蚁集，更为繁盛，其鼎盛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背景，即朱元璋的祖陵建其北侧，每年的各类“祭祀”活动使泗州城成为朱明王朝的“行宫”，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由于古泗州城是一座历史悠久、古迹众多的名城古镇，加之古泗州城曾是千百年来著名的佛教圣地，全国五大名刹之一的“僧伽塔”就建在泗州城内也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形既“僧伽大师”，使泗州古城成为闻名全国的名州古城。
后世历史上泗州城在世共计九百四十五年，曾设治四处，其中以在盱眙境内的时间最长。后世历史上在七年后，由于黄河夺淮，便会使其沉沦泽国，成为“中国的庞贝城”之谜。北宋以前，淮河乃是一条清水河、下游河口段河床深阔，入海口在涟水云梯关，潮波可达盱眙以上。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9年），楼钥《北行日录》记载：“至洪泽，过渎头，舟胶候潮，潮应，乘风过欧家渡。”《山海经》内东经指出：“淮水”入海淮浦。
从东汉建安年间（公元二二零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一一九四年），黄河大规模南泛夺淮之前，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洪泽湖地区大小诸湖并存而又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一九四年，黄河夺淮河下游入海，因为黄河是一条多沙河流，随着大量的黄水入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泥沙，使黄淮汇流处的清口以上河段水位抬高，导致淮水下泄受阻，致使洪泽洼地积水扩大，富陵、万家、泥墩、破釜、白水塘等大小诸湖荡逐渐连成一片，汇成一个较大的湖泊。这是洪泽湖形成的开始阶段。据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成书的《淮安府志》附图可以看出，当时淮河下游湖群虽已开始汇聚拓展，但是湖区淮、湖、运并存的形势依然存在。
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加剧，洪泽湖形成加快，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明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刘大夏主持治河时，堵塞黄陵冈，修筑太行堤，截断黄水北流各泛道，逼黄水南泛，主要走汴泗、睢泗、涡河入淮，使黄河泥沙在淮河下游淤积日益加重。到了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河道总理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到隆庆四年（一五七零年）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历经十八年，才全面完成从郑州以下至苏北云梯关一线黄河两岸提防。黄河两岸提防形成以后，正如《行水金鉴》卷三十九所说：“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黄河失去了在淮北平原多股泛流这一天然“沉沙池”，四分之三的泥沙带到了下游河道和河口淤积，在黄、淮、运交汇的清口一带河身不断抬高。黄河河床高于淮河，黄强淮弱。淮水在清口受阻，下泄不畅，逐渐在洪泽湖一带聚集，湖面越来越宽阔，高家堰原来的土堤就成为山阳（今淮安）、高宝地区的防洪屏障。在明嘉靖后期和隆庆时期，河患频繁，不断在徐、邳、睢一线决口。洪水横流，加剧淮河负担，每到汛期，淮河水位抬高，常常在高家堰一带决口，不断冲击运河、淮扬和里下河地区，灾害连年不绝。
随着清口淤积，淮水下泄困难，湖内蓄水量增加，靠原来矮残高家堰土堤，已不能阻挡水东侵决溢为害。为此，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河时，提出“蓄清刷黄”治河方针，在武家墩以南，越城以北，在原有高家堰土堤基础上，筑了六十里的土堤，切断湖周汊流，抬高洪泽湖水位，使其专出清口刷黄，淮黄合流入海。这时的洪泽湖不仅起着淮河防洪作用，而且变成了拦蓄淮水与济运治黄联系起来了。使洪泽湖开始成为淮河下游的一个大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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