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皇帝看来，轮班匠制和卫所制一样，都是落后急需改革的陈旧制度，需要新的政策去代替。
但这种重大的改革，就像收复中原一样，不能短促而行，需要一步一步来，慢慢将其瓦解。
如果说崇祯施行上述的奖与惩，是为了稳住全国已经崩散的匠户制度，让工商业重新走上正轨，那么恢复班匠银制度，就是为彻底取消轮班匠制度，起了一个头。
这里的恢复班匠银制度，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恢复，而是要恢复初衷继续改革的意思。
成化二十一年起，全国范围内的班匠征银就已经开始实施。
“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类赍勘合赴部批工；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
同时还规定，“不愿者，仍旧当班”。
很显然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建议性的，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从政策上允许班匠以银代役，只要按规定出办工价银，班匠本身可以不去轮班。
但好景不长，因各方面的阻力，弘治十八年时朝廷又重新拟定了班匠银制度。
南北二京班匠，依照弘治十六年编填的勘合，有财力的班匠每班征银一两八钱，止解勘合到部批工。
无财力的班匠每季连同勘合解部上工，工满日批放，而且如果没有勘合，班匠即使纳银，也仍要到部轮班。
崇祯皇帝看得出来，弘治十八年的政策，在征银数额上比之成化时没有大的变动，但它却在各方面做出了让步，放缓了改革的进程。
弘治朝在十八年之后，更反复强调勘合的重要，把勘合作为征银的重要依据，开始加大对匠户征银的控制力度。
这基本上毁了多年的匠户制度改革成果，也让班匠银改革名存实亡。
其一，这是弘治皇帝面对各方反对匠户改革的势力做出的让步。
当初锐意改革的激情不再，但又不想让班匠银这每年至少几十万两的收入流失，彻底放弃改革，因而弘治才耍出了这一手段。
他让班匠银以另一种近乎畸形的方式继续存在，为朝廷增加收入，却使得匠户制度不比从前，更加混乱不堪。
其二，弘治十八年以后，朝廷屡次强调“有力与无力”，以此区分是否征银，这与前朝成化年间的“愿与不愿”，已有明显区别。
说白了，判断班匠有无出备工价银能力的工作，由所司官员负责，不由班匠自己决定，这更将征银的强制性增强到顶峰，使得许多匠户因此家破人亡。
全国范围的班匠完全征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征解数额仍是每班银一两八钱，再将每班银均为四份，即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
各地方有司要计算出班匠银每年的数额，征完解部，年终造册上报。
从成化二十一年的首度改革，到弘治十八年面对阻力的让步，再到后来征收班匠银的强制性达到顶峰，直至嘉靖四十一年完成全国征银。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化，班匠银从最开始针对落后匠籍制度的进步改革，彻底沦为一种朝廷新征收的税种，实际与提出时的初衷已无直接关系。
对于明廷来讲，财政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税种，增加了收入，仅此而已，而对各地匠户而言，反倒更不如初。
这项制度对朝廷财政的收益是很可观的，去年仅京内的班匠征银便有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之多。
崇祯皇帝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将成化二十一年的班匠银制度加以完善，推广全国，取代现有的班匠银制度。
虽然都是班匠银制度，但两者在意义上却截然不同。
先前的历朝皇帝之所以会铸造出如今这么一个奇葩的班匠银制度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对各方势力做出了让步。
这些担忧，在如今这位“不要脸”的皇帝面前，根本算不上是任何问题。
就连堂而皇之的地主税、商人税都能强令征收，就连周皇后的老父周国丈都能派厂卫前去抄家，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干的？
也就是四月初到四月十七八日这一期间，朝廷屡屡下发对全国匠户的各项政策，伴随着皇家报社不遗余力的宣传，迅速走进民间。
起先是福利与优免，而后则是严格的惩处措施，最后更将班匠银制度恢复到成化年间。
这些接踵而至的大型改革，让天下各方人士又抖了三抖，可鉴于之前那些次的下场，却无人再敢说些什么。
便是有敢在暗中嘀咕的，此刻怕也已经给厂卫给抓到大牢和诏狱，严刑拷问，屈打成招了。
......
总算处理好朝中的各种破事儿，在决定下让工部左侍郎刘宗周为工部尚书以后，崇祯也便没了心思再待在暖阁。
外头天朗气清的，正是大好时日，老憋在宫里像什么话？
上次出去还是亲征回来，是时候出去转转，看看朕执掌下的大明江山了。
虽然，也就只能到京师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
打定主意的崇祯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吩咐直殿监的掌印李春，说是让他不要告诉后宫那边儿，免得她们担心。
李春很快应承一声，崇祯也就乔装打扮一番，带着内厂总督方正化自侧门摸出了紫禁城。
起初崇祯是想直接去看看，可无奈皇帝出行一次都要大张旗鼓，折腾来折腾去的，步骤繁琐不说，甚至还要惊动半个皇城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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