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元洲赴任曲阜知县已有差不多半年之久了，而这半年的官宦生活彻底颠覆了他多年来形成的认知，也促使他抛弃了某些幻想，最终选择倒向了皇帝这一边。
初至曲阜之后，在参加过一系列例行公事般的士绅宴饮活动后，庄元洲按照预先的计划，时常身着便装，带着仆从开始深入田间地头，打算对曲阜当地社情民意做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以便为后续的治理打下一个坚实地基础。
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忙碌之后，庄元洲对自己能不能在任上干出一番政绩产生了严重怀疑。他已经察觉到，作为名义上曲阜县最高行政长官的他，只要不向孔家低头，自己的政令就根本出不了县衙。
自从太祖朱元璋把曲阜知县一职钦定为孔家世袭以来，凡两百年间，历任曲阜知县均为孔家子弟，加上衍圣公这个在士林中无可撼动的名号，曲阜名为大明所属，实际上已独立于朝廷管辖之外。
而自打现在的朱由检于崇祯八年穿越过来后，出于对孔家种种劣迹发自内心地厌恶，便于当年年末将太祖定下的规矩做了改动，改派外官担任曲阜知县一职，想通过这种手段瓦解孔家在曲阜，乃至整个兖州府的庞大势力。
但事实证明，朱由检的这种举动是徒劳并且可笑的。
作为第一个就任曲阜知县的外姓官，李少华在赴任当天便去了衍圣公府，当着孔胤植的面便表明了态度：自己虽然是朝廷命官，奉命担任曲阜知县，但自己并无意冒犯侵占衍圣公府的权威，在曲阜，一切规矩照旧。
自那之后，在孔家的大力支持下，曲阜县各方面一如既往，李少华也因处处以孔家指令为尊，所以在吏部每年的例行考功中都被评为上等，只等着五年任期届满便能顺理成章地官升一级。
而这看似皆大欢喜的局面却因孔胤植的溺毙戛然而止，李少华也因衍圣公莫名溺亡被断坐失之罪而罢职回家，随后曲阜知县和衍圣公爵位虚悬，宫里好像忘记了有这两件事一样，尽管孔家屡屡上表请封及授官，但所有的表章都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应。
庄元洲到任伊始，孔家虽然也安排旁支子弟宴请过他，但孔胤植的长子、名义上衍圣公爵位承继者孔兴燮却一直没有露面，孔家大房一脉更是对他的到来视若无睹一般。
庄元洲心里自然清楚，孔兴燮虽然并没有承袭爵位，但俨然已经当仁不让的以新一代衍圣公自居，这是等着自己亲自登门拜访呢。
而他却非常清楚皇帝对孔家的厌烦，所以这个门是无论如何不能上的。只要自己一踏入孔家的大门，那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就算孙传庭的面子在也没用。
所以庄元洲到任后只是象征性地去孔庙祭拜一番，对士绅们种种或明或暗的提示充耳不闻，坚决不入孔家一步。理由是衍圣公位虚悬，作为朝廷命官，他去拜见名义上还是庶民的孔兴燮于理不合，只要孔兴燮承袭爵位，他自然会亲自登门拜访。
看到新任知县如此做派，曲阜的乡绅官绅们随即采取了有意无意疏远他的策略，而庄元洲对此也并不在意。在他的思虑中，曲阜只不过是他仕途的起点，只要能摸清皇帝的真实意图并且付诸于行动，然后在吏部考评中得到中等名次，那就不会阻碍他顺利的升迁。
但是庄元洲很快发现，自从他这番表态之后，只要与他相关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变得糟糕起来。
首先便是夏粮征收遇到了重大阻碍，朝廷给曲阜定下的一千石赋税征缴指标根本无法完成。户房典吏在征缴赋税期间，先后数次拿着各种表格找到庄元洲，然后逐一说明，某户本应上缴多少，但因田地干旱少雨以致绝收，故而无法征缴到位；某乡因为收割前突遇狂风冰雹袭击，以致庄稼大面积倒伏和减产，别说上缴赋税了，就连今年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等等。
最后户房典吏坦言，今年的赋税征缴只能完成三百石，剩余的七百石空额已无力完成，只能请知县大老爷自己想办法了。要么是就拿这三百石上缴，然后在年末吏部考评中被评为劣等；要么是自掏腰包添上这个大窟窿，花钱买个平安，以保证在仕途上不留污点。
这名典吏最后还笑眯眯地告诉庄元洲，如果知县大老爷想自费购粮，他倒是认识几名大粮商，保证比市价要便宜些许，并且还暗示，上任大老爷遇到这种麻烦事，最后都是孔家帮忙才完成了差事。
庄元洲在不动声色的把这名典吏打发走之后，心里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孔家在背后作祟，只要自己现在马上去孔家拜访，那这次的赋税征缴肯定会如期完成。
对于孔家这种上不得台面的龌龊手段，没想到圣人之后气量如此狭小，庄元洲对此既感可笑又感失望。
在前段时间四处体察民情的时候，庄元洲对孔家所拥有的田地财富已是大致知晓一些，知道曲阜应该承担的一千石粮食赋税，对于坐拥几十万亩良田的孔家来说如同九牛一毛。
在皇帝和重臣们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安置数千万灾民的情况下，每年田地中出产上百万石粮食的孔家却对此视而不见，而且趁机提高粮价大发横财，这种行径已经不能用龌龊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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