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心出汗未必是害怕，甚至未必是紧张，有时候也可能是兴奋。
很难说曹簠此时是兴奋多一点还是紧张多一点，但想必他不至于害怕。
三封信，两条大罪证。一条牵涉到努尔哈赤，这是他辽阳副总兵默认负责的对象；一条牵涉到李成梁，这是他在辽东更进一步的最大阻碍。
如果把这两条罪证交上去，朝廷倘若要动努尔哈赤，这第一责任人多半就是他曹簠，换句话说出战主将人选多半是他，战功当然也归他。
如果朝廷要动李成梁，那就更妙了，辽东因为环境比较特殊，其总兵素来以本地将领充任为主，外地调任为辅，而且主次比例非常分明，外调而来的总兵还是比较罕见的。
现在辽东本地将领里头，倘若排除了李成梁，剩下无论从资历、从战功、从军中威望亦或者其他任何方面来看，最有资格接任总兵的人选都非他曹簠莫属。
这是明面上的优势，在此之外还有暗地里的优势。李成梁现在已经是心学派的人了，他一旦出事，心学派肯定头大，而实学派肯定得势不饶人，必然要趁机掀翻李成梁，把辽东总兵这个要职掌握在自己手中。
辽东尤其是辽河以西地区，是当前大明“西怀东制”国策之下最方便对察哈尔发动攻势的两个地区之一，与蓟镇平分秋色。
辽河以西地区是辽东总兵的直接辖区(辽河以东通常由副总兵主管，不过李成梁在任时威望太重，而且他需要战功给家丁创收，所以也经常亲自跑过来动兵)，心学派近来一直拉拢李成梁，也是希望在“东制”国策中捞一波功劳，以免实学派再次专美于御前。
在这般情况之下，曹簠觉得高司徒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会把辽西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整个“东制”尽在掌握的局面。毕竟这样一来，既可以确保察哈尔一战各部令行禁止，提高胜算，也可以让实学派独揽大功，从而在朝堂之上也对心学派形成压制。
自从被高务实搭救出来，曹簠一直都想找机会报答一番，除了忠诚充当恩堂的“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曹某”之外，他也一直都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此次出兵夺回北关，虽然真正的交战只有叶赫河一战，但从战略上而言，曹簠自认为任务完成得还是很好的。
在曹簠看来，努尔哈赤止步南关并派出亲弟弟随军，可见其畏惧自己的兵威；布日哈图虽然耍了一大堆花枪，最终也还是在叶赫河边被击退，顺便迫使蒙古人放弃了已经到手的叶赫西城；甚至在收复西城之后找到了两大通敌罪证。
不管怎么看，这场仗他曹簠都打得漂漂亮亮。而具体战场表现，根据刚才张万邦送来的战场清点结果来看，此战明军伤亡甚至低于蒙古骑兵。考虑到此战图们甚至投入了两千重骑兵，而重骑兵的损失更是高达一千两百余，明军拢共不到一千人的损失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步兵直面重骑兵冲击打成这样，任谁来评价都得翘起大拇指夸一句英雄了得，不是么？
如果还要更细节一点，那么张万邦本部的损失只有三百余人，这就更让曹簠安心了——张万邦所部别看没有“张家军”这个说法，但他部乃是高司徒“以步制骑”的典范，他所部要是损失大了，高司徒那里搞不好就不太好交待。现在张万邦的损失很小，想必高司徒听到消息一定是满意的。
高司徒的支持，是曹簠最大的底牌，也是底气所在。有了这次北关之胜，而李成梁又出了事的话，高司徒不支持他曹簠出任辽东总兵还能支持谁？
曹簠一个人在布寨房中兴奋了一会儿才逐渐平静下来，然后他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三封信能的能当做罪证来用吗？
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一封信应该就够了，因为努尔哈赤是“虏酋”，属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那一批人。
说句不客气的话，朝廷要对付这些虏酋，有时候甚至都未必需要什么确凿的证据，只要朝廷甚至仅仅辽东督抚、总镇觉得你该敲打一番了，那么没准第二天就给你来个大军压境。至于虏酋本人，你或是选择遣使求降，直接躺平任嘲；或是选择负隅顽抗，等待犁庭扫穴。
说实话，躺平任嘲可能是最佳选择。比如叶赫被高务实二话不说杀了两位贝勒，但叶赫立刻躺平任嘲，根本不敢多吱一声，结果换来的就是此次明军出塞救他们与生死存亡之间，可谓回天再造。
而选择负隅顽抗就不那么妙了，比如王杲当年不听李成梁的招呼，非要自认英雄，结果就被李引城犁庭扫穴，把古勒寨连破两次——父亲王杲一次，儿子阿台一次，灭了个干干净净。
说起来，要不是王杲父子非要坟头蹦迪，作死作到死绝，哪有后来努尔哈赤什么事。
所以努尔哈赤的这条罪证肯定是有用的，无非在于高司徒是不是打算动用这条罪证来找努尔哈赤的麻烦罢了。不过，用不用固然是高务实说了才算，但他曹簠把这封信交上去，总能算是立了个功。
但是“佟惟勋”的两封信算不算李成梁的罪证，曹簠清醒过来一思考，却觉得还有些拿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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