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倭经略行辕令：李山海、李德馨久未回朝，命其自归。前线朝军由庆尚左道兵马虞侯权应心暂统，并西调彦阳整补待命。”
高务实这道命令是对朝鲜臣子和军队下达的，但却根本不经朝鲜朝廷之手，而直接以经略行辕名义下达，可谓完全没把朝鲜朝廷当回事。
同时，这命令本身也十分霸道，一句话就免去了朝鲜领议政与兵曹判书对前线朝鲜军队的控制权，“命其自归”——就是你们自己滚回汉阳去。
再细看一点，则会发现高务实临时委任的朝鲜军主将是一位兵马虞候，名叫权应心。
兵马虞候这个官职是朝鲜特有，大明没有的，这里要简单说下朝鲜的军事体制。
朝鲜李朝实行文人治军和兵将分离制度，无定将、无定卒，类似轮流服役的预备役军队，而非常备军，这是总概。
具体到西班(也就是武职)外官职包括兵马节度使、兵马防御使、水军统御使、水军防御使、水军中军、(下三道：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三道水军统御使、三道水军统制使(均为从二品)；兵马节制使、水军节度使、巡营中军、镇营将(均为正三品堂上)；
非堂上官则包括兵马佥节制使、水军佥节制使、兵马虞侯(均为从三品)；水军虞侯(正四品)；兵马同佥节制使、兵马万户、水军同佥节制使、水军万户(均为从四品)、兵马评事(正六品)、兵马节制都尉、监牧官(均为从六品)、别将、权管别将(从九品)。
所以，兵马虞候为从三品，类比大明大致相当于卫指挥同知，比卫指挥使还低一点。
大明眼下在朝鲜光是总兵和副总兵就有好几位，参将、游击一大把，卫指挥同知这种级别连高务实举行较大规模的军议都很难进大帐，小规模高层军议那更是想都别想。
同时朝鲜方面由于已经不剩多少还能拉上前线的军队，所以现在打起仗来那也是“将星闪耀”，把能参加军议的人随便挑几个出来，动不动就是兵马节度使、兵马防御使，至少也得是个兵马节制使之类的将领，即堂上官。
谁知道高务实这次却偏偏让一个区区兵马虞候掌兵，这就有点太让人难以理解了。不过这里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弯弯绕绕，高务实就是单纯找个地位不高的人领军，好把朝鲜西班那群没什么用的高级将领实际放逐——他们肯定不愿听从一个区区兵马虞候指挥，因此只能回汉阳去。
当然了，如果非要说高务实这么做还有没有其他心思，多多少少也有一点，那就是打破传统、树立权威。再说详细点就是打破朝鲜传统，树立个人权威。
要说朝鲜的一些传统，高务实当年看韩国人瞎吹李舜臣的时候因为不爽，还特意找过一些李朝的资料看过，觉得其中一些倒也有些意思。
例如朝鲜建国前期，军备颇为充足，规模最大时有军队近15万人(15世纪后期)。军事制度以五卫制为主，军队分为五卫：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和忠武卫(后卫)，在中央设兵曹和五卫都总府统一掌管军政和军令。平时，五卫轮流承担宫禁警卫任务；战时，五卫赴前线作战。
是不是很眼熟？当然眼熟了，朝鲜这个五卫制和大明的卫所制高度相似，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所属人员平时为农民，战时为士兵，士兵所需衣食兵器等物资全部自给自足，因此国家没有养兵的财政负担。
彼时朝鲜太宗即位之后，通过废除私兵制和两次中枢改革，既实现了中枢机构军、政权力的分离，又瓦解了功臣“合坐”操纵国政的格局。
既然是卫所制，其建立的年代又和大明几乎一致，那么等到了壬辰倭乱时，国内承平日久，武备松弛，“人不知兵”，岂不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五卫制到这时基本上已经完犊子了。
然而壬辰倭乱爆发之后，朝鲜发现原先的正规军全是废物，尤其是朝鲜相当于明朝九边精锐的北境骑兵损失得七七八八之后，就不得以开始重新整顿军队，一开始手段比较复古——希望恢复五卫制。
这个想法很快就破产了，因为五卫制需要给军士田地，但朝鲜战时无田可分，休战期间一些闲田又飞快被“两班栋梁”们通过种种手段收入囊中，这种军屯卫所制度哪里搞得起来？
搞不起来，那就只能另想办法，这个办法也一样是借鉴大明：模仿家丁制。
此前权栗为什么能成为都元帅并统领朝鲜朝廷好不容易整合起来的那支“最后精锐”？原因就是权栗他们家地位高、家底厚，拉起了一支相对庞大的家丁队伍，同时又能号召其他西班出身的武将，将他们和他们的家丁置于自己麾下。
然而家丁和家丁也有水平高低，面对张万邦的雷霆一击，权栗所部一败涂地，权栗本人也算是完蛋了。不过，家丁制有其独特性，所以最后除了跟随权栗最坚定的一批将领之外，其余将领被保留了职务继续统带本部，代价则是发往朝南随明军进攻。
除了他们之外，那些被定为“附逆”的将领自然该斩首的斩首，该流放的流放，其家丁则被朝鲜朝廷——或者直白点说是北人党——捡了个便宜，由北人党出身的一位将领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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