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各自扩张领土，展开角逐，空前地加强了封建剥削和压迫。随之而起的就是土地改革、新官僚机构的形成、佛教的衰弱、儒教的形成等等，这些发生在15世纪初的事件都是新王国诞生的一部分。
朝鲜半岛的混乱之世慢慢到了918年，后高句丽的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后高句丽亡国。
王建随即迁都开城(当时叫松岳)，为了利于统治，使各部归附，王建将所建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改国号为“高丽”——此处着重说明一下：高句丽与高丽完全没有继承关系！
一个已经灭亡了250年的国家，其民早已分徙各地。高丽这个词，其实是来源于论语中“山高水丽”的附会。而高丽后来的英文名“Goryeo”源于高句丽的英文名“Goguryeo”。而三韩的英文名“Korea”则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实际上，无论“Goryeo”还是“Goguryeo”，都是唐代传入新罗的汉字音读，都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古籍。
高丽建国初期的北方大概在后世大同江以北的龙兴江一线与渤海国对峙。936年-943年，高丽北扩到后世朝鲜元山市。993年，高丽西北部到达鸭绿江。
高丽蒙古战争后，高丽北部的东界、北界被蒙元占领，成为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和东宁府，隶属于元朝辽阳行省。济州岛也长期成为蒙古人的直接管辖地“耽罗军民总管府”，负责防倭和高丽海外侨民事务。
元末期，高丽积极北拓，收复北部被蒙古占领的土地。1388年，在明朝击败东北地区的北元军队后的第一年，明太祖建立铁岭卫以取代元朝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开元路。
由于高丽声称对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拥有主权，彼时重心全放在继续讨伐元朝余孽的明朝不打算节外生枝，遂放弃了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的领地，并将铁岭卫改置于辽东奉集堡(后世辽宁沈阳东南奉集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铁岭卫又从奉集堡移至银州(后世辽宁省铁岭市)。
高丽末年和朝鲜王朝初期，李成桂对朝鲜半岛图们江流域加强了管理，招抚居住在该地区的女真人，最终使图们江和鸭绿江成为大明与朝鲜的界河。
简而言之，高句丽早就被唐朝灭亡，后来的高丽是从新罗分裂而出，继而又改朝换代为朝鲜并逐步统一朝鲜半岛的。
究其历史，可以说当前的李氏朝鲜乃至追溯其祖上，原本都不曾是中原王朝直辖统治的一部分。[注：要注意，这里说的是不曾直辖统治，但新罗是唐朝的附属国。]
那也就是说，大明接受朝鲜内附，实质上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面直辖统治朝鲜半岛。因此，这些认为大明应该“三让”的朝臣其实是担心朝鲜民间对于内附有不满，若无此流程则可能导致后续的统治不稳，反而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更多时间来巩固。
也可以说，他们认为汉文帝继位时三让是为了获取合法性，而此时大明需要三让，也同样是为了获取合法性。
这种思路其实不难理解：你们朝鲜也是习儒之国，现在你们要内附，我大明皇帝便按照传统来个三让，三让之后你们还坚持内附，那今后你们自然应该认可我的合法性了吧？
朱翊钧心里对此颇觉厌烦，但这道理却又不好反驳，只好把内阁六位大学士再次找来进行文华召对。
召对之上，朱翊钧也不好表露自己的意思，只能压着不满问各位辅臣对此有何看法。
王家屏首先表示反对，他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三让虽然理论上的确有助于加强合法性，但朝鲜离京师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而且使臣为了避免海路不安全还只能走陆路，一个来回就要两三个月(使臣不是行军，走得慢)。
这样的话，如果还要行三让之礼，那怕不是足足一年时间就这么平白无故被耽搁掉了，完全没有必要。
然而，在内阁中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赵志皋这次不知道为何却有了主见，他和沈一贯两人坚定地站在了应该三让一边。
赵志皋的观点是朝鲜内附乃大事也，而且朝鲜素来自称小中华——甭管是不是吧，总之它是个崇儒之国。既然如此，我泱泱天朝历来讲究一个“君君臣臣”，自然不能失了礼数，这三让之礼应该要有。
沈一贯比他直接一点，明白无误地说这么做就是为了堵朝鲜官民悠悠之口，证明这内附绝非我大明强迫，而是你家大王坚持不懈非要内附，我大明是勉为其难才答应下来。
潜台词就是你们日后老实点，吾皇收留你们那是吾皇深仁厚泽，见不得朝鲜百姓受苦、见不得你们大王因为担心无法“死于天子之国”而日夜忧叹，可不是贪图你们那穷乡僻壤的几亩破地，你们可别不识好歹。
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朱翊钧虽然倾向于王家屏的观点，但依然不好仅仅因为怕耽误时间而不顾赵志皋和沈一贯的意见，毕竟人家占了一个“礼”字，这玩意儿在大明是很难反对的。
于是，朱翊钧只好寄希望于高务实，希望高务实能体会他的意思，并且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别让他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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