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你知道就好，黑暗存在于全世界，美国的儿保机制也不是一蹴而就，中国还需要发展。”
我同意你，那就发展啊。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是一个自私自利，对孩子漠不关心的民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孤儿院的国家之一，早在1500年前南北朝时代就开设收容养育孤老和孤儿的“孤独园”。更早的2300年前，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更早的2500年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事关老幼无小事，一个国家怎么样要看它对待老人和小孩怎么样，这是古人早已有了的定论。
所以我一度以为中国什么都可以落后，却决不落后在儿童保护方面。然而现实给了我一巴掌，国家不作为，路人也多不作为，我当时几乎失去理智，但经过一番交流，我理解了路人们，因为背后有它的复杂和悲哀。
在他们行动之前，一个实际的问题先阻拦在他们面前：当我伸出援手，我会有什么麻烦？
在美国，路人也就是打一个电话，其余的后续工作有机制负责。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并不是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110有可能不出警，警察来了有可能只是驱赶童丐，现行的儿保部门有可能互相推卸，涉及的黑势力有可能事后报复，毁掉你的生活，甚至当场就围殴你、围住你讹钱，使你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麻烦。
这样的现实阻碍着人们的勇气，消耗着人们的爱心。
时间一长，好人没好报的事端一多，社会就有了一个可悲的观念“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人言！我游逛中文网络，最是厌恶诸如此类的小人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去了哪里？放任小人言横行，则皆世小人也。
为什么会觉得童丐可以存在？几岁大的残疾孩子沿街乞讨没什么大不了？何时才是大不了，当你的孩子被贼人拐走了，扳断了手脚扔在街上讨钱，才是大不了了吗？
这不对！无论那些孩子和那些乞丐是什么关系，这样不对，孩子不是包括父母等谁人的工具，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
因为现实和观念的双重失效，一个路人没有对孩子伸出援手，可悲却可以理解。但他不应该说甚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应该不满，应该羞愧，对这种现状的、对国家的和对自己的，应该说：“我不想继续这样了。”
这样的想法越多，其中总有人会实际行动，像广州白云区的那群普通市民，像我。
当整个国家和人民都有这样的意识以及行动，事情就好了，这才是发展。
而不是什么都不去想，不是当鸵鸟的逃避问题，不是拿他国的问题来掩盖，不是连一声“我不满意有流浪儿童”都不舍得去说，不是感觉痛心和无奈就错觉自己尽力了。
不要再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现实的困难重重，也要坚守正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再多不去行动终究无用，我将成立一个专门救助中国流浪儿童的慈善基金会，与中国民间儿保机构合作推动中国儿保大业的发展。愿吾之天真，能多让几个孩子的脸蛋重现笑容，多让几个破碎家庭重响欢笑。
也愿中国各界名人共举此事。古之士绅多好慈善，富人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古今共识，但慈善在当代中国亦如初生小草一般稚嫩，难以寻见。呔！富人名人饮饱食醉之余，捐助回馈社会理当如此，否则一喻利小人罢。
每每到中国寺庙游历，必定香火鼎盛，人们把余钱买花献佛，以求诸愿。然则，满天神佛就是些喻利小人吗？拜之则赐福，不拜则赐罚？佛教人普渡众生，这个众生不包括孩童乎？佛陀割肉喂鹰，尔割点余钱给慈善又何妨？
我有一《论语》赠予诸君，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有余力拜神，就更该有余力慈善，佛愿如此。不管富人或普通人，行有余力都应该慈善，圣愿如此。
贫穷滋生了罪恶，让爱和梦想都成了草芥，但也正因为爱和梦想，才能让贫穷消散，让罪恶隐去。
也许有人会说：“你谁啊，要你管了？”
你在愤怒吗？在不爽吗？在不屑吗？在认为我是高谈阔论，指手画脚，大义凛然，不知所谓吗？不想我说什么，做什么吗？因为你不想听，不想做，不想想。别人这么做了，你看了尴尬。
尽管去憎恨我，鄙视我，嘲笑我，唾弃我，咒骂我，尽管捂着耳朵躲到远远的一边去。
老子曰：“不笑不足以为道！”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有我的同道中人，过去未来，千千万万。
我知道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和发言被称为“公知”，其中良莠不齐，有君子者，有小人者，有真有伪，这是个富有争议的群体。
所谓公知者，不过是19年前美国UCLA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真正的知识分子要具备专业素养，世界视野，社会责任感，文化责任感，改造社会的行动，担当社会引路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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