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亲爱的三角梅
麦家
那个夏天，成都，凝滞的燠热，古怪的多事：官司（我状告《暗算》电视剧出品方，明明是我的原著、编剧，却要生吞活剥我），夫妻失和（唉——！），朋友交恶，孩子在学校打人，父亲间歇性失忆（痴呆收场，势在必然），新邻居夜半叮当（退休老师，以居家为作坊，伪造银制首饰：耳环、胸针、头钗等），单位改制（公司化，收入减半），失眠，腰痛，脚板底长鸡眼……这是我写《风声》的那个夏天，仿佛妖魔鬼怪统一接到命令，一起向我开火，烽火连天。这是要把我按倒在地的意思，我却以静制乱，以不变应万变：躲在裘庄里，遮风挡雨，呼风唤雨。
裘庄是他们的监狱，生活是我的监狱，那个夏天。
一切历历在目，L型的写字台，装护栏的窗户，栏顶挂着一蓬三角梅，绿叶并不翠，红叶却出奇的艳，滴血似的。三角梅种在二楼阳台上，它神奇的生命力令我吃惊；我几乎是虐待它，种在一只废弃的铁皮油漆桶里，数年如一，不施肥，不换土，只浇水，它却当奶吃——我怀疑它还能吃铁——蛮生蛮长，爬上楼顶，又侵略楼下。我每天看它，时时看它，像囚徒望蓝天一样，从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生活背叛了我，唯有它铁了心忠诚于我，钻进铁栏，红得灿烂，白天黑夜守着我，对我声声切切：要发愤，别趴下。这个夏天我就是如此孤寂，把一蓬红叶当亲人似的对待。也正因此，《风声》写得超常的孤独、险峻、挺拔：像我几近坠崖的人生，一寸一寸爬，披荆斩棘，死里逃生，绝处逢生。
《风声》是我“解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尽管是“三部曲”，但《风声》和《解密》《暗算》有别：《解密》《暗算》是亲兄弟，姊妹篇，一条藤上的；《风声》是堂的，长在另一条藤上。如果说《解密》和《暗算》侧重的是“人的命运”，《风声》则侧重于“事的命运”。《风声》的壳（故事）是个密室逃生游戏，这是好的，任何时代的读者都欢喜游戏、娱乐。小说天生有娱乐性，你画地为牢，锁上手链脚铐，然后施出绝计，金蝉脱壳，只要脱得高明，智力上胜人一筹，读者笃定认账；只怕你黔驴技穷，破绽百出。我是理工男，设计、推理、逻辑这套，我擅长，不担心。只是，我不满足于游戏，我要装进去“思想”：对人道发问，对历史发声。于是“风声”便生出三个声音：东风、西风、静风。“东风”代共产党说一套，“西风”代国民党，反过来说一套，“静风”是“我”静观其变，查漏补缺，翻老账，理蛛丝马迹。
理出来了吗？好像没有，也不能有。
作品终归是作家的心声，逃不脱的。《风声》是有大绝望的，也有大孤独，大坚韧，恰如我当年当时的心境。从大背景看，一九四一年的中国乃至世界令人绝望，二战局势未明，人类处于硝烟不绝的乱世。从小环境说，美丽的裘庄其实是个人间地狱，人人在找鬼，人人在搞鬼，恶对恶，狗咬狗，栽赃，暗算，厮杀，人性泯灭，兽性大发。而真正的“老鬼”，身负重任，却身陷囹圄，内无帮手，外无接应，似乎只能忍辱负重，坐以待毙。眼前大限将至，她以命相搏，绝地反击，总算不辱使命，令人肃然起敬。殊不知翻开下一页，有人跳出来，把她舍生取义的故事推翻，形象打碎，一切归零。这是多大的绝望！空间的裘庄转眼变成时间的裘庄，我们都身处裘庄里、迷宫里，看人在时间的长河里不休止地冲突、倾轧、厮打，不知谁对谁错。“我”费尽心机，明访暗探，仍不知所终，甚至挖出来更多令人心寒的“史实”。
所谓“史实”，却始终虚实不定，真相不明，像远处传来的消息。我要的就是这个，不确定：历史像坐地而起的风声一样吊诡，人云亦云，真假难辨。教科书上的历史是确定的，但果真如此吗？书上的历史其实是真实历史的驯化版，化妆过的——不是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刻苦提出质疑，希望读者学会怀疑，因为怀疑的目光更接近真实、真理。这是《风声》惊心动魄的故事下的声音，弦外之音。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跟历史书对着干，这是文学的任务之一。文学很古怪的，本来只是一句话，却要写成一本书，而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隔山打牛，醉翁之意不在酒。
感谢时代，已经走到“风声”面前，允许作家对历史进行钩沉、拷问。拷问历史是为了拷问人性，丈量人心：一个表面的密室逃生游戏暗藏着人类逃生的庄严拷问。这是“风声”之所以能够“四起”的命门：关乎人生的真相。《风声》出版后迅速被改编成电影，狂揽票房，然后是电视剧、话剧、游戏、绘本等衍生品粉墨登场，敲锣打鼓，《风声》小说因之红得灿烂，像那棵三角梅。现在又将推出网剧，韩国也准备翻拍电影，包括话剧、游戏、图书，都将推出新品。经过这么多年，《风声》依然活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对作家是吉星高照。有时，我觉得《风声》给我的太多了，是因为那个夏天我付出的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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